编者按

    近年来，关于中国诗歌的研究在多个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其主要特征是视野的开阔和讨论的日渐深入。本期所发表的三篇文章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杜晓勤的文章对唐诗的“拗律”问题做了十分细致而又深入的解读，不仅让读者了解其生成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我们从这一角度加深对唐诗创作的理解。吴相洲的文章通过探本穷源和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诗缘情而绮靡”这一重要论题进行了新的阐释，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汉唐以来诗歌创作和理论观念的变化。李辉的文章则认为，《诗经》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音乐文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它经过经典化之后的形态，通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进行考察，可能在当时还存在着一个用于演唱的《诗经》“乐本”形态，这是一个十分新颖的观点，对进一步深化《诗经》研究有重要启示意义。文章虽短却内涵丰富，文题似平却颇富新意，是这三篇文章的共同特点。

    （赵敏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