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学的枢纽：自爱

    儒家仁学的主题是人，主旨是爱人。爱是普遍的人类情感，属于儒家重视的七情之一。儒家认为，爱以及仁爱的对象，大而言之，有人、物之分，儒家依其价值而认定人“最为天下贵”，所以将人列为仁爱的首要对象；就人而言，人有亲疏远近的差异，儒家认为爱的施与不宜平均分配，施与亲者、近者的爱自然多一些，施与疏者、远者的爱理应少一些。这是以往多数儒者以仁说爱的大致思路。

    在此思路中，只见仁爱的对象，不见仁爱的主体，似乎将仁爱的主体与仁爱的对象分裂成一隐一显的对列格局。仁爱的主体处于“潜龙勿用”的状态，不经意看是缺席了，实际上，每一位仁者、君子乃至普普通通的平常人，作为仁爱的主体，时时处处都在发挥着支配性、决定性的枢纽作用。然而，能够看出这一点的并不多，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孔门似乎只有颜渊一人，在孔子的循循善诱之下，看出了仁爱主体的重要性，并因此而倡导一种自爱的仁学。

    据《荀子》《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与弟子颜渊、子路、子贡三人有过一段关于仁爱的教学，我们选取《荀子·子道》篇的记载来看一看：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在这夫子教学的场景中，关于仁者如何爱，亦即将爱施与谁的问题，子路、子贡、颜渊三位弟子分别代表了三种观点，而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孔子的肯定。然而，孔子并非对这三种观点等量齐观，他对子路、子贡、颜渊三人分别给予了“士”“士君子”“明君子”的差异化评价，显然，视颜渊为“明君子”是更高一些的评价。

    “仁者自爱”究竟是颜渊的独出心裁，还是他对孔门仁学更进一步的领悟呢？1973年甘肃省金塔县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汉简《论语》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该《论语》中有这样的语句：“子曰：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知之至也。”由此可知，孔子已将“自爱”视为仁的内涵，并许以“仁之至”，亦即最高的仁。颜渊追随孔子亦步亦趋，有“闻一知十”的领悟力，自然会有先闻而后发的表现。

    在颜渊看来，“自爱”先于“爱人”，为什么？这是因为颜渊深刻领悟孔门倡导的推己及人的伦理原则，深知个体在人己关系中的重要性。孔子点拨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相当于告诉颜渊如何为仁应该在人己关系中来考虑讨论。孔子特别重视“修己”，要求弟子从“德”和“学”两方面加强“修己”。一个人如果“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品行有亏，见识短浅，不能自立自达，怎么可能立人达人。所以，当孔子说“修己以安人”的时候，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推己及人的逻辑思路：先“修己”后“安人”；“修己”成了预设在先的前提，“修己”缺位则不能“安人”。这就把“为仁由己”的己推向了正确处理人己关系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一切都无从谈起。颜渊深明此理，他在回答孔子的提问“仁者若何”时，何尝不知子贡已经回答了“仁者爱人”。他之所以另辟蹊径，独树“仁者自爱”的旗帜，是因为仁爱呈现于人己关系，必以“自爱”为起点。

    “为仁由己”，不“由人”，在人己关系上，己才是一种具有支配性或决定性意义的仁或仁爱的主体。己是仁爱的主体，人是仁爱的对象化客体，相应地，己是仁爱的施与者，人是仁爱的享受者。仁爱上的这种人己关系的格局，决定了己所需要面对的是所有的人——他熟知的家庭、乡党，乃至于他可知的邦国、天下所有的人。子夏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显然表达了一种胸怀天下的仁爱情怀。

    人己关系中的己，只是仁爱主体的代称，无论何人，哪怕是小人，也可以效法君子：“我欲仁，斯仁至矣。”从而成为仁爱的主体。正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仁爱的主体，面向众人施与其爱，即“泛爱众”，自然他也可以反躬自爱，而且也必须反躬自爱。为什么呢？至少有三点理由：

    一、一个人能否施与爱，施与何种爱，施与多少爱，完全取决于他本人的爱心与爱的能力。爱心即人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皆有之不等于人皆操心、尽心。不操心，爱心亡失；不尽心，爱心微弱，这都决定着仁爱主体能否施与爱、施与多少爱的问题。至于施与何种爱，则又决定于仁爱主体的智慧。举例来说，授人以鱼是爱，授人以渔也是爱。前者满足人的口腹之欲，后者满足人对知识与能力的追求，两者的效果完全不同。显然，仁爱主体的道德、智慧、境界、素养决定了其施与爱的质量与水平。一个人反躬自爱，无非就是在道德与智慧上充实自己，在境界与素养上提升自己。

    二、一个人如何施与爱？是平等地给予，还是居高临下地赐予？施与爱的同时，是否考虑被施与者的内心感受？这检验着施与者有无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仁爱情怀。孟子曾经说过，一箪食，一豆羹，对饥饿濒死的路人来说，“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如果施与者缺乏对路人的基本尊重，“呼尔而与之”，则路人宁愿饿死也不接受这嗟来之食。爱的施与包含着对人的尊重，施与尊重就是施与爱。

    三、一个人当其“泛爱众”，即面向众人施与其爱的时候，还有一个公正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公正，是指仁爱的施与，必须遵循自然生成的次序而做到不偏不倚。仁爱是通过施与而满足他人的需求，使人由此产生幸福感。在孟子那里，孔子的“诲人不倦”就是仁爱，因为孔子的教诲满足了人们追求道德与智慧的需求。而在孔门之中，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如何一视同仁予以教诲？孔子一则因材施教，根据弟子们不同的个性施以不同的教学；一则做到公正而无偏私，即使是自己的儿子孔鲤也和其他弟子同等对待，从不单独“开小灶”，以至于弟子陈亢感叹孔子仁爱的示范效应：“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在思想史上，因为仁有“亲亲为大”一说，又有“立爱自亲始”一说，不少人批评儒家仁爱有差等，从孔子教学“远其子”的个案可知，这一批评值得商榷。

    正因为以上三方面的原因，仁爱主体的自爱变得十分必要而迫切。自爱不是卑劣的自私、自利、自肥、自厚，而是高尚的良心自在、德性自尊、智慧自信、能力自强，一言以蔽之，是仁爱主体“有诸己”的自我充实与提升。

    （作者：孔丽，系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