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误判形势，时与势在中国这边

    中美经贸关系学术研讨会13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举行。研讨会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主办，在该院院长李稻葵的主持下，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机构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与会专家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转嫁国内矛盾，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并且出尔反尔、不断发难。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始终秉持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态度，有信心和能力应对一切挑战，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表示，美国挑起并升级贸易争端，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中国被迫采取反制措施。中国的主张还是要合作，但是合作是有原则的。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责任在美方。一是美国缺乏反思的习惯，遇到问题时总认为是别人造成的，实际上把自己的责任做了“外包”。二是美国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其实中国不是问题，而是答案。比如，在由美国华尔街肇始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美进行了同舟共济式的合作，共渡难关；“一带一路”给很多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这对于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三是美国误判了形势，认为只要一声号令，其他国家都会纷纷跟随美国。客观来讲，绝大多数国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不愿二选一，而是敦促美国正视中国的发展，因为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做法违背全球化时代浪潮。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的发言聚焦科技领域。对美方所谓中国产业政策扭曲的指责，他认为，市场经济国家在创新领域充满着市场调节失灵的例子，发展中国家单纯依靠金融体系支持创新远远不足。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禁运迫使中国自主研发、自主开发、自主生产，这三点使中国形成了自己的产业政策体系，而这一体系进一步完善了创新环境，使得中国可以和其他创新型国家为全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这种共赢的局面对全球化发展是有利的。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薛澜指出，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推动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大大提高，成为美国非常担心的对手。如果没有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于强迫技术转移的问题，薛澜表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所谓强迫技术转移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企业如果不愿意转移技术，则完全没有必要参与交易；如果交易中存在强迫行为，则可依据世贸组织规则进行诉讼和解决。“以市场换技术”在国际技术转移中是一种常态，符合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国家的进步诉求。此外，国际生产力的前沿也不是固定的，后发者在追赶过程中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最后可能成为领先者，这也是正常现象。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认为，美国目前有两个逆差：一个是对全球贸易的逆差，一个是对中国贸易的逆差。美国的贸易逆差由两方面决定：一是经济结构，美国的经济结构是高消费、低储蓄，储蓄长期低于投资，使得本国的生产能力不能满足本国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不得不通过贸易赤字的形式大量利用外国储备、购买外国产品，造成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二是美元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身份，使全世界都对美元有需求，所以愿意把钱借给美国，美国就可以长期地维持它的逆差。总的来说，尽管有高额逆差，但是美国是受益的，可以用印钞票的方式从别国低价买来消费、投资，来维持福利和经济增长。目前美国的问题根源在于，美国国内分配政策造成收入分配非常不均，再加上技术快速发展引发的技术鸿沟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美国一些政客无视形成逆差的根本经济原因，无视中国这些年为改善贸易平衡所作的努力，片面地夸大逆差带来的坏处，并把原因转嫁给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利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采取手段，希望改变贸易条件，从而得到更多好处，同时也转移对其国内政策不当的注意力，减轻执政压力。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指出，观察中美博弈不能局限于贸易摩擦，更要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中。第一，历史上大国竞争领导权的目的，首先在于谁掌握了领导权，谁就掌握了历次工业革命的主导权。前几次工业革命时中国都处于边缘化或者是跟随者的角色，第四次工业革命则让中国首次有了成为领导者之一的机会。同时，冷战以来的一超多强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霸权的衰弱已经是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本届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运用威胁、恐吓的政策实际上恰恰是其霸权衰弱的表征和征兆。第二，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中国经济由有效供给不足向有效需求不足转变，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中美博弈中占有优势。美国的单边主义实际上是“美国优先”战略，失道寡助。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看，时与势在中国这边，中国完全有能力应对与美国的博弈。

    （本报北京6月13日电 本报记者 曹元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