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

林海雪原

    曲波的《林海雪原》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引起全国轰动的长篇小说之一，它讲述20世纪40年代我军特战小分队在东北穿行茫茫林海、飞越皑皑雪原，剿匪战斗的历史往事。出版后，书中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和人物形象为广大读者津津乐道，一时洛阳纸贵。根据小说改编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也成为一代人的红色记忆。“山高不能把路挡，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英雄杨子荣的革命豪情至今激荡人心。多年来，《林海雪原》以各种艺术形式被广泛传播，影响连绵不绝，在几代人的阅读与欣赏中，它凝铸成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永恒坐标。

“我老杨这条枪和我这条命，一定跟着党打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

    1945年10月25日，胶东半岛北部的龙口海面上，一支神秘而特殊的八路军部队乘大帆船悄然出海，前往辽东半岛南侧的庄河集结，北上参战。其中有一名青年军官名叫曲波。

    曲波原名曲清涛，1923年2月出生于武术之乡山东黄县（今龙口市）枣林庄，11岁跟随本村的武师学习拳术、棍术、刀术等，前后有5年之久。他从小爱读《说岳全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有一副侠义心肠。

    渡海北上的这一年，曲波刚22岁，踌躇满志。一年前，驻守刘公岛的汪伪海军在郑道济的领导下宣布起义，中共胶东区党委为了更好地从政治、组织、思想、军事上彻底改造这支部队，特别抽调了机关上有文化的党员支委、胶东公学（今鲁东大学前身）的100余名学生党员和积极分子加入这支部队，曲波也是在这个时候加入这支海军部队的，并担任四中队政委。在海军部队，曲波和杨子荣、高波、刘蕴苍等战士结下血浓于水的情谊。经过三个昼夜的航行，这支胶东海军平安抵达庄河，更改部队番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辽东军区三纵队二支队”（后改为牡丹江军区二支队），下辖两个团，曲波担任二团副政委，由于当时二团团长和政委空缺，曲波实际上是该团的最高指挥员。虽然是海军，这支部队却承担了陆战任务，开始了在东北一整个冬天剿匪的传奇远征。这段经历成为日后曲波创作《林海雪原》的素材。

    曲波在《林海雪原》的首页上写道：“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这道出了其创作《林海雪原》最深刻的情感动机，也说明当年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正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原型。

    东北战场上，经验老到的杨子荣加入了一线作战队伍，胆识过人的他经常孤身闯巢穴，极富传奇色彩。1946年3月，在攻打据守杏树底村残匪的战斗中，土匪顽抗，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和村民伤亡，杨子荣只身入村，劝降土匪。杨子荣充分利用残敌内部矛盾，同时对党的土改和俘虏政策进行宣传，最终未牺牲一人，兵不血刃就说服了400多土匪缴械投降，轰动一时。杨子荣荣立特等功，被评为“战斗英雄”，后提升为侦察排排长。1947年1月下旬，杨子荣得到了号称“座山雕”的匪首张乐山在海林县境内活动的线索，他化装成土匪吴三虎的残部，取得了土匪的信任，打入其内部；2月7日，一举将“座山雕”及其联络部部长刘兆成、秘书官李义堂等相关人全部活捉。2月19日，《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对他的英雄事迹进行了详细报道。孤胆英雄杨子荣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的传奇。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著名唱段《胸有朝阳》，抒发了杨子荣的革命斗志与豪情：“山高不能把路挡，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

    1947年2月，在围追匪首丁焕章、郑三炮等人的战斗中，杨子荣冲在最前面，被土匪的子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东北军区司令部授予他“特级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

    就在杨子荣牺牲前的一个月，年轻英勇的高波已经长眠在茫茫林海之间。据高波的侄子回忆：1947年1月19日，高波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押着满载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小火车返回部队时，列车行驶到二道河桥头，土匪引爆了提前埋在桥下的炸弹，小火车被掀翻到桥下。高波带领战士们与土匪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被俘，受尽酷刑。土匪将高波的衣服除去绑在大树上，在近零下40摄氏度的户外实施惨无人道的“冻刑”，高波英勇就义。

    曲波在《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中国青年》1958年第10期）中谈到，杨子荣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前途的看法：“现在的侦察兵就已经是我的前途，因为我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走着。以往地主压得我不敢喘气，现在我手使双枪，动用心机，自由地瞪着眼，喘着气，打他们的老祖宗蒋介石，这是多么理想的一天哪！又是多么理想的前途啊！再往小一点说，我今天的战绩，就是昨天的前途；明天的战绩就是今天的前途；这样一天一天就走到了穷人翻身阶级消灭的太平年。”杨子荣在入党宣誓的前夜这样说：“天下的地主是一个妈，天下的穷人是一家，我老杨这条枪和我这条命，一定跟着党打出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来！要把阶级剥削的根子挖净，使它永不发芽，要把阶级压迫的种子灭绝，使它断子绝孙。”多么坚定而单纯的信念！高波牺牲时虽然年仅19岁，但他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东北杨子荣烈士纪念馆珍藏）中却有如此识见：“报上登的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了，但在投降当中，有的部队不缴枪，我们就得很快地把他们消灭，请父亲放心吧，儿的思想是一切为了抗日，为了革命，为了把祖国建立成一个民主、独立、幸福的新中国，就是死了，也愿为革命服务……”

贺龙元帅问：“白茹在哪里？她怎么没来？”

    1955年2月，在辽沈战役中受伤的曲波转业到工业战线。然而，战友们的英雄事迹一直珍藏在他的内心：“我曾经无数遍地讲过他们的故事，也曾经无数遍地讲林海雪原的战斗故事，尤其是杨子荣同志的英雄事迹，使听的同志们无不感动惊叹，而且好像从中获得了力量。”讲来讲去，他便有了一个想法，把林海雪原的斗争故事写成一本书。

    曲波由此开始了业余创作。曲波的夫人刘波回忆道：“1955年初，曲波和我奉命来到北京。他担任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在屋子里写作。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的缺点是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

    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曲波来说，写作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当小说初稿写完前3章、15万字时，曲波觉得自己的文字不能表达那段历史，一气之下把原稿付之一炬。可战友们的英勇事迹不断激励着他继续写下去。一天夜半，他冒着大雪回家，一路上还在苦思着怎样才能写好这部小说，如何突破文字关。到家一眼看见幸福酣睡着的家人，一阵深切的感触涌上心头：“祖国已空前强大，在各个建设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的生活也正在迅速提高。我的宿舍是这样的温暖舒适，家庭生活又是如此的美满，这一切，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没有看到，更没有享受到。但正是为了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将来，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他们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战友不怕流血，歼灭敌人，我岂能怕流汗突破文字关，这是我应有的责任，这是我在党的文学战线上应尽的义务。”

    从1955年2月到1956年8月，经过一年半的秘密创作，《林海雪原荡匪记》终于基本成型。

    作为文学作品，《林海雪原荡匪记》没有呈现小部队在牡丹江地区冬天剿匪的全过程，而是集中选取了剿匪的几个重头戏——“奇袭奶头山，消灭了许大马棒”“智取威虎山，活捉了座山雕”“巧上四方台，歼灭了匪首侯谢马（侯殿魁、谢文东、马希山）”。情节组织上，曲波特别突出了“奇”“智”“巧”的作战智谋的运用，这也是其多年的军事生活中“钻研兵法”的结果。而在人物塑造上，作家没有让杨子荣牺牲在战场上，他浓墨重彩地突出了杨子荣的英雄气概及精神气度：通过“杨子荣智识小炉匠”“杨子荣献礼”“杨子荣盛布酒肉兵”“逢险敌，舌战小炉匠”等场景，将杨子荣置于异难奇险的矛盾尖锐的风口浪尖上，在与阴险狡猾的敌人一次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中体现出革命者的大无畏和战斗智慧。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智取威虎山消灭座山雕一战，比现实的杨子荣活捉座山雕要复杂得多。小说中，杨子荣乔扮土匪胡彪，凭借一张从土匪手中缴获的“先遣图”作见面礼，取得匪首座山雕的初步信任。而后，在与土匪的黑话对答以及座山雕突然的“军事演习”中，杨子荣敏锐而机智，得到了座山雕的充分信任和赏识，终于站稳了脚跟。正当杨子荣为座山雕大摆百鸡宴，等待小分队来攻威虎山时，曾被杨子荣俘虏审讯过的土匪栾平突然上山，形势急转直下。杨子荣临危不乱，果敢冷静，先是在气势上压制住敌人，再充分利用匪徒间的矛盾，威逼利诱，从精神上直接打垮栾平，以攻为守，终于化被动为主动，制服了敌人。这一连串事件，把杨子荣的英雄气概及精神气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光彩夺目，自然也寄托着曲波年少时的侠客与英雄情结。

    初稿写毕，曲波和刘波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先去了他们家斜对面《中国文学》编辑部，但被告知该社只出版翻译图书，建议曲波去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试试。到达作家出版社，曲波对接待的人说自己不是作家，如不采用，一定要打电话到家里，他自己来把稿件取回去，不要打电话去工作单位。曲波再三叮嘱，是怕走漏了风声。

    当时，出版社收到的长篇小说稿件堆积如山，编辑人手少，难以及时审阅每一部来稿。年轻编辑龙世辉从稿件登记处领走了厚厚一大摞《林海雪原荡匪记》，稿纸不够精致，有大有小，每一叠都被刘波用各种不同的碎布条拴着，参差不齐。龙世辉最初没有对这个装订粗糙的稿件抱有多大希望，但当他一页页地翻下去，完全被小说中惊险传奇的战斗故事所吸引。尤其是读完“奇袭奶头山”和“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和少剑波的英雄形象深深地感染了他。

    读罢原稿，龙世辉马上向出版社副社长楼适夷作了汇报，总体上肯定这是一部优秀的长篇新稿，但在语言艺术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修改。龙世辉打电话到曲波家里，曲波误认是退稿，赶到出版社，说取稿子来了。没想到，出版社决定采用他的稿件！只是需要做一些修改。编辑建议在一群男人的战斗中增加一些诗性与爱情文字。回家后，曲波立即修改了一遍，感觉力有不逮，便委托龙世辉全权处理修改事宜。

    经过3个多月的修改，小说增补了白茹这一人物。白茹的出现，几乎是神来之笔：其意义并不是因为她是小分队中唯一的女性，健康美丽；也不是因为她是青年军官少剑波的恋人，位置突出；更不是因为她的原型是曲波的恋人，有文献学上的意义，而是因为她以差异化的性别身份，打破了小说此前一个战斗接一个战斗的叙事常规，以一种空间化场景降低了叙事上的密度。由此，人物深层次的心灵与性格在这种叙事停顿中得以立体展现，小说由此呈现出一种灵动的空间化特征。白茹的出现，也为少剑波等人物的性格展现与精神成长提供了特殊的诗性空间。

    曲波曾回忆起一段往事：“书出版后有一次我住院，正好碰上贺龙元帅，他问我在哪里工作。我说在一机部，他问我一机部有个人写了一部《林海雪原》，问我知不知道？我说那是我。贺龙元帅马上问我：‘白茹在哪里？她怎么没来？”我说：“贺老总，我爱人不叫白茹。’”（姚丹：《曲波访谈录》）

    小说出版时书名由《林海雪原荡匪记》改为《林海雪原》，是为了给读者保留一些想象的余地。有一次，中国作协副主席邵荃麟在北戴河就书名问曲波，曲波解释道：“我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着眼前的森林，风一刮，森林鼓凹鼓凹的，像海洋的波涛一样，‘林海’两个字出来了；这个雪是无边无岸的原野，这个‘雪原’就出来了。”邵荃麟听完，一拍大腿叫好：“看，没有生活怎么能行呢？你看，一个词也需要生活。”

“这就是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感情，接近民族风格并富有传奇特色”

    在小说初版出版前，《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连夜赶读，“看到困得一个字也看不了了，才睡”。于是在《人民文学》杂志选发了小说的第三到第八章，命名为《奇袭虎狼窝》，并在《编者按》中热情推介，认为《林海雪原》的出版“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1957年9月，《林海雪原》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引起轰动。到20世纪60年代初，《林海雪原》印数就已经超过100万册，成为那个时代阅读量最大的作品之一。

    曲波在《林海雪原》中“讲故事”的能力得到当时权威批评家侯金镜等人的肯定，“每一个战斗都有不同的打法，每一个英雄战士都有自己不同的遭遇和行动”。在评论文章《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中，侯金镜这样评价道：“作者的自白和我们读了这部书过后的感受至少是共同的：这就是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感情，接近民族风格并富有传奇特色。”

    然而，小说和杨子荣形象，在读者中间也发生了针锋相对的激辩论争。对此，《北京日报》及时组织了一场关于小说及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的讨论，从1961年5月上旬开始，3个来月发表了20多篇文章。参加这次讨论的有作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其中多数人认为小说《林海雪原》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力作”，“杨子荣不愧为大智大勇的时代英雄”。

    不少学者直言不讳地反驳了对《林海雪原》求全责备的批评意见。他们评价道：“总的来说，《林海雪原》是一部优秀的有特色的作品。特别是有力地描写了杨子荣和少剑波的智慧，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奇异的光彩。读者如此喜爱这部作品，与作品的这一特色有很大关系。”

    一位工农兵读者代表说：“我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干部、科技人员，他们一致认为《林海雪原》是受欢迎的好书。为此，我查了一查我们单位的图书馆。直到现在，小说《林海雪原》还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从买回来到现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这部小说一刻也没有在书架上停留过。难道这样的作品不应该肯定是好作品吗？”

    小说出版后以各种艺术形式被广泛传播。1958年，中国京剧院根据小说前8章改编成现代京剧《林海雪原》；同年，上海京剧院创作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林海雪原》从此便与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1963年5月，为迎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海京剧院对京剧《智取威虎山》进行再次加工，突出了正面英雄杨子荣、少剑波的戏份。毛泽东对京剧《智取威虎山》也情有独钟，还将“打虎上山”一段中“迎来春天换人间”唱词改成“迎来春色换人间”。1967年5月，京剧《智取威虎山》开始成为排在8个革命样板戏之首的代表作品，其显赫声名甚至一度超越了原作《林海雪原》。1968年至1970年，《智取威虎山》被拍成彩色京剧电影《智取威虎山》，于1970年10月公映，立即轰动全国。电影里许多经典唱段被广为传唱，如“只盼着深山出太阳”“管叫山河换新装”等，至今仍常常在各类文艺演出中出现。

    2014年，香港导演徐克为了圆自己40年前的英雄侠客梦，将《林海雪原》改编成3D电影《智取威虎山》，作为贺岁影片推出，上映半日票房便接近2000万元，最终票房突破8亿元。3D特效技术给《智取威虎山》增添了视觉奇观，注入了现代美学色彩，赢得了当代年轻观众的喜爱。

    从京剧到电影，《林海雪原》与时代的流行艺术媒介形成深刻的合力共振，积淀于历史深处的英雄侠客梦在全新的文化语境中依然熠熠生辉。时至今日，有关《林海雪原》的电影、电视连续剧、动漫，甚至邮票、年画、屏风、雕塑等各种艺术形式仍是层出不穷，《林海雪原》借此也成为一种永恒的红色记忆，一种连接革命青春的文化资源，其铿锵的历史回声在时间的长河中更是不绝如缕。

    （作者：陈爱强，系鲁东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