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具新意的现实题材力作

    近年来，小说领域里的现实题材作品的数量明显增多，创作势头格外强劲。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写作富有艺术的创意，写出生活的新意，成为当前现实题材小说创作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新作《战国红》适时而来，并以富有创意的生活开掘，卓具新意的人物塑造，在当下的现实题材写作中脱颖而出。这部作品值得人们关注的地方，不只是以“扶贫攻坚”为故事主线，而是由“扶贫”入手，从更深的力度和更高的层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当下乡村由“扶贫”所展现出的改颜换貌的奋斗历程和走向振兴的壮丽图景。

    《战国红》所描写的辽西柳城村，常年落后，非常贫穷，但造成落后与贫穷的原因并不简单。作品展开叙事之后，就以“打麻将”成风和“四大立棍”横行的乡风民情，道出了柳城村停滞不前的特殊性和改变起来的艰难性。以陈放为首，彭非、李东为组员的三人驻村小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了基本情况，弄情了问题所在，认识到由于人们观念陈旧，懒惰成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村民不思进取、甘于贫穷的心态。因此，柳城村“扶贫”的关键与要义在于“扶人”“扶心”。陈放、彭非、李东的三人小组，从现实出发，步步深入地开展工作，使人们从心理状态到现实状态逐步改变，使村子从产业形态到环保生态逐步完善，远近闻名的“老大难”柳城村终于改貌换颜。作品写出了柳城村扶贫工作的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以及由扶贫中的“扶人”带来人们心理的新变和村容村貌的大变。这些生动鲜活的故事，读来真切感人，读后引人思忖。

    作品着力塑造的几位驻村干部，也都各有所长，各具个性。前任驻村干部海奇，调研细致，心思缜密，但因各种原因未能完成驻村的预期任务，然而他并没有扬长而去，仍暗中关注和帮助杏儿的工作与写作，尽自己的一份心力。驻村第一书记陈放虽然已59岁，但心气与干劲都丝毫不输比他年轻的人。他全心全意投入到柳城村的脱贫与振兴上，不仅做各种决断与决策，而且还要排解各种意料不到的难事难题，直到因办理兴建玛瑙厂相关审批手续时遭遇车祸而牺牲。

    《战国红》富有新意的地方，还有写出了杏儿这个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人形象。作品中的杏儿，是作者着墨最多、用力最大的一个人物。她天性聪慧，为人质朴，爱好文学，喜爱诗歌，这使杏儿虽置身于乡村的狭小天地，但却葆有理想，长于想象。她以写诗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寄寓着爱意，也以自己的善解人意和长于沟通，为扶贫工作排难解纷，成为柳城村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先行者。在她身上，文学情怀与现实抱负相随相伴，个人小爱与事业大爱水乳交融，体现出新一代农村青年的新造诣与新素质，新志向与新风尚。

    从故事架构、人物塑造和文字叙述等方面来看，《战国红》具有较高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性，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首先是杏儿的爱诗与作诗，既自然而然，又别有情趣，使得有关杏儿的故事本身就充满文学情味；二是上一任扶贫干部海奇在柳城村扶贫“走麦城”的故事，始终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潜伏于作品之中，作品由此构成了“复调”叙事。三是作品在书写柳城村的扶贫故事时，在不同阶段都注重营造和描写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如开始时观念的冲撞、习惯的冲突，后来的商标之战、协议之争等等，使作品波澜不断，读来引人入胜。

    作品中有关“战国红”的描写部分，在不多的文字里也充满特别的意蕴。作品先写到杏儿格外珍重的“战国红”玛瑙把件，后又写到人们在砾石岗挖到“一块不规则但很晶莹的石头”——“战国红”原石。看似是在写小把件与大石头，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寓意，那就是辽西人如同埋藏在泥土地里的“战国红”，一旦发掘出来，拂去尘埃，便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无论是杏儿，还是柳城村，都是有待发现也值得发现的“战国红”。这样的一个细节设置与情节描写，既自然而然地起到了点题与破题的作用，也使作品具有了很强的文学象征意味。总之，《战国红》是一部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作品，接地气、扬正气，在当下现实题材中别具一格。

    （作者：白烨，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