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思考

    自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麦克卢汉教授提出“地球村”概念以来，一方面，人类大家庭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族群、语言、地域和宗教的力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在眉睫。鉴于图书在文明传承与互动中的特殊地位，出版人自然重任在肩。《图书出版走出去的思索》（张东平、张洪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图书出版“走出去”的使命：文明对话

    历史上，没有哪一种文明是一座孤岛。比如，虽有高山、荒漠和海洋的重重阻隔，但早在公元前400年，希腊人克泰夏斯就在三卷本的《旅行记》中留下了关于中国的记录。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段内，文明之间的交流要么是自发的，要么是征服式的，诚如北京大学陈玉龙教授所说：“文化交流的走向往往是从高处向低处流，由实处向虚处流，其势有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御。”

    但对话植根于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与相互学习。恰如杜维明先生所言：“从儒学的角度讲，如果和基督教对话，我的目的不是希望我的对象基督徒变为信仰儒家，而是希望通过了解基督教，能够认识到儒家传统中的一些缺失，进而从基督教里学到儒家传统里没有的东西。当然我希望我的对方也是这样。假如通过这样的对话以后我的对话对象变为更好的基督徒，而不是变成儒家信徒，这对我来讲是非常值得庆幸的……假如所有人一下都变成儒家，而儒家并不是所有真理价值的总汇合，这个在我看来应该是一个悲剧。”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讲，对话就是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然而，自19世纪欧洲中心主义形成后，虽有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也有以萨义德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东方主义的深刻反思，但以“历史的终结”和“文明冲突论”为代表的西式“傲慢”在国际社会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如历时四年，集纳了顶尖的考古、历史及诸多自然科学专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11月9日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准确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1200多年，仅仅两天后，《纽约时报》就发表文章，批评我们是“沙文主义”。又如，中印两国合作编辑的百科全书，记录了两国2000年来的文化交流，而西方别有用心者则编写《中国想象中的印度》，质疑中印传统友谊，认为中印文化在历史上联系并不紧密，甚至信口雌黄：中印在20世纪前并非作为连贯或独立的国家存在过。重新阐释、发现自我，梳理双边交往，都受到无端指责，文明的抵御和排斥力量可见一斑。

    所以，我们既要有与他文化进行平等交流的开放心态，又要有主动对接、提升平等对话的能力。正是基于此，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应运而生。

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历程：任重道远

    从图书“走出去”的轨迹看，新中国成立后的近30年时间里，主要是以民族独立胜利的经验为传播核心，成功塑造了新的国家形象，在非洲和拉美等地还一度形成“学习中国”的热潮。

    以1976年2月国家出版局推出研究报告《我国书籍出版与国外比较》为标志，中国图书“走出去”开启了新的历程。2000年3月，我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3年1月，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石宗源在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提出了推动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首次将“走出去”战略作为新闻出版的重大国家战略之一；同年，还全面启动了扶持中国图书“走出去”的“金水桥计划”。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中华学术外译、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走出去”格局，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物市场。

图书出版“走出去”的路径：多措并举

    与面向国内出版的图书一样，“走出去”的图书也要经历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几个阶段，但每个环节都有自身的特色。另外，往往需要翻译作为桥梁。

    何种内容的选题比较契合国外读者的需求，是出版“走出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鉴于既往“走出去”的经验，以下两点值得借鉴：其一，富有中国特色；其二，能够引起国际读者情感上的共鸣。

    为此，作者在创作之前就需要加以考虑；已出版的作品，则需在保持表达主旨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如自16世纪末利玛窦将《论语》译为拉丁文始，现已有数十种语言的译本，仅英语译本就达100多种（含全译和节译），但有影响的寥若晨星，而林语堂先生的译本则深受喜爱。究其原因，一是按照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层次，把《论语》内容分门别类（即孔子的生平、孔子的格言、中庸、论教育、论音乐等）重组输出，一目了然；一是注意采纳西方汉学家观点，摆脱生硬的先入为主，如说到“道德”的“德”，注明阿瑟·威利译为power；更为关键的是，贯穿始终的比较方法，使得西方读者容易借此思考和理解自己。其他创下文化交流佳绩的大师级人物，如卫礼贤、辜鸿铭等，莫不如此。如果说老子与惠特曼一样怀有宽博的慈爱，像罗素要回归自然，庄子则像梭罗一样具有个人主义者的坚强朴质，像伏尔泰那么尖刻。可以说，正是因为贴近，才容易被接受、被扩散，传播思想产品的基础是提供精神上的服务。据此，“走出去”图书的组稿工作需要编辑对中外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与把控能力。

    爱尔兰作家王尔德谈到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时说：“我们和美国人有很多共同点，但总是存在语言障碍。”翻译之重要、要求之严苛可见一斑。况且，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语言、文化差异之大，较之英美犹如云泥。翻译的目标则不仅在于让读者理解著作的字面意思，还要让翻译出来的作品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背景。因此，“走出去”图书的翻译工作一般需要两位译者合作完成，第一位译者的母语是汉语，确保充分理解原文含义，第二位译者的任务则是润色外文。此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老舍在伦敦协助语言学家埃杰顿翻译《金瓶梅》，梁宗岱与法国作家合作翻译陶渊明诗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翻译也是如此，前后历经几十年。

    诚如从事50多年出版工作的陈原先生所言，出版是一个将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形态的复杂运动过程。出版工作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时刻具备创造性，“走出去”的图书出版更是如此。因此，特别需要出版人的坚守与精进。但我们坚信，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前景是乐观的。

    （作者：刘海涛，系民族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