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的摇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被《文学遗产》（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杂志）聘为编委，赴京参加座谈会。当时，担任副主编的张白山先生主持会议。被聘为编委的，在座还有傅璇琮先生等好几位，都是和我年龄相若，四十岁开外的学人。

    会议间歇时，我们几个不算年轻的“年轻人”，免不了围在一起聊天。这才知道，我们都是在“文革”前，担任过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的通讯员，也不约而同想起了前主编陈翔鹤先生。后来，这些通讯员，大多成了各高校和研究所教学科研的骨干。

一

    1952年，我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记得王季思教授在给我们上写作课时说：“以后如果你们发表文章，不要忘记，其中有一半是编辑同志的功劳。”当时，我才读一年级，曾大惑不解，文章明明是我们自己写的，怎么能说编辑先生有这样大的作用？后来，我有幸遇上陈翔鹤先生，才理解王老师所说的是至理名言。当我和璇琮兄等几位，谈到陈翔鹤先生时，都一致认为，当年以陈翔鹤为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正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成长的摇篮，是教育我们学会做人做事的没有围墙的大学。

    我能认识陈翔鹤先生，完全是意想不到的事。

    那时候，学校规定本科三年级的学生，要撰写“学年论文”。我在求学阶段就对中国古代诗词很感兴趣，加上二年级时刚学过魏晋文学史，又在旧书店里，淘到一本《陶渊明集》，于是，三年级伊始，便开始研究陶诗，学写论文。上学期快结束，论文《陶渊明诗歌的人民性特征》写成了。那时正在提倡“向科学进军”，到寒假，我把论文重抄了一份，寄给了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

    老实说，当时我属于“黄毛未褪”的大学生，在图书馆里，常见到与文学有关的期刊，不外是《文艺报》《人民文学》《语文学习》等几种，只有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才专门发表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我不知高低，也不懂得它在学术界中的分量，随手贴上邮票，把稿子塞进邮箱，寄交《文学遗产》编辑部。那时，女朋友知道了，便嘲笑我说：光明日报的一个版面，最多能刊载八九千字的文章，你的论文却有一万四五千字之多，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等着退稿吧！我一想，她说得有道理，但稿件已成泼出去的水，只好自认晦气，噬脐莫及，不敢作刊登之想。

    谁知过了一个多月，我接到一封由《文学遗产》编辑部寄来的信，信很薄，不像是退稿，我心情忐忑，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只有一张信笺，上面写着：“天骥同志：来稿字迹非常潦草，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只署名“编者”。

    这编者是谁？我不知道。后来才晓得，这封信原来是当时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主编，著名作家、学者陈翔鹤先生写给我的。

    我看了信，满脸通红。确实，我一向做事马虎，不重视写字，况且想趁假期外出游耍，心不在焉，便“龙飞凤舞”地抄了稿子，塞进邮筒。看了信，我想，完了，编者这样严厉批评我的文稿，哪里还会采用？那就等着退稿吧！我的女朋友倒看得细心，她认为排字工人在骂，不是有可能在发排吗？我一想，似乎有理，于是以后每周都找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留意上面有没有我的文章。连翻了两三个月，没看到，我心也就凉了。正好那时董每戡老师建议我转攻中国古代戏曲，我的注意力才有所转移。

    谁知到了学期之末，我又收到《文学遗产》寄来的函件，打开一看，是《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我的论文，就登载在有关陶渊明研究的一组文章上。原来，陈翔鹤先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认为一些可取而又篇幅较长的论文，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版面容不下，于是另辟《增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我在抽屉里找出陈先生给我的信，又看看被采用的论文，不禁百感交集，既高兴，又羞愧；既感动，又震动。试想，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一位重要刊物的主编，百务烦冗，竟不惮劳烦，对一个陌生青年抄写的潦草得像“鬼画符”般的文稿，耐心阅读，这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多少心血！而当发现文稿有一得之见，既严肃批评，又注意栽培。我很幸运，碰上了这一位胸怀如此广阔，思想境界如此高尚的老师。

二

    我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就接到《文学遗产》的通知，告诉我被聘为编辑部的通讯员，以后每周给我赠阅该刊。而通讯员的任务，是要阅读该刊的文章，征询师生们的看法和对编辑部的意见，每月写信汇报。这一来，我对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的文章，必须仔细阅读，不敢囫囵吞枣，也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当然，在书写通讯稿时，更注意字迹端正，再不敢潦草苟且，写得像“天书”那样了。过去说字如其人，写字时心态的改进，也让我端正了自己做人做事的态度。

    到1958年暑假，我到天津探望在那边工作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老伴），和她一起到北京游览，逗留一周，也抽空去看看《文学遗产》编辑部。我不敢惊动陈翔鹤先生，只想访问一下这名闻全国的期刊。作为通讯员，也顺便汇报自己的学习和工作。谁知那天下午，陈翔鹤先生正好也在编辑部工作，他知道我来了，很高兴，让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下。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也是唯一一次有幸和陈先生接触。只见他个子较矮，身材略胖，穿着灰色的干部服，眯着眼睛看我。我有点紧张，甫坐下，他过来给我递上一杯茶，笑着说：“好呀！写‘天书’的来了呀！”我手足无措，他却哈哈一笑，说：“你写来的通讯，我看了，写得认真，字也写得好多了！”听了这几句话，我绷紧了的神经，才松弛了下来。

    陈先生问了我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也问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几位教授的近况。大约谈了十多分钟，他站了起来说：“天骥同志，我有事，正忙着，不陪您了！这样吧，我让刘世德陪您吃饭，由我请客。”我一怔，正想推辞，他却不由分说，把刘世德同志叫了过来，吩咐他带我俩去吃晚饭，并且说：“天骥来一趟北京不容易，他喜欢吃什么都可以，要吃得好一些，贵一些不要紧！”

    我在《文学遗产》上，早就拜读过世德兄的论文，这回第一次见面，看到他风度翩翩，温文尔雅，年纪也比我稍大，顿生敬意。当时，他正在《文学遗产》当实习编辑。我跟着他走出编辑部，他便问我，想吃些什么，不必客气。我心想，北京的烤鸭最有名，我从未吃过。又一想，烤鸭可能价钱很贵，怎好让陈先生花费太多。正迟疑间，世德兄和我商量，不如到莫斯科餐厅，那里比较清静。我虽初到北京，更未尝过俄国餐，但在广州时，却早知道近来“莫斯科餐厅”在京开张，便欣然跟着前往。

    我进入餐厅宽敞的大厅，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它虽然不是金碧辉煌的，却显得优雅大气；食客们都只喁喁细语，绝不像广州茶楼那般嘈吵喧闹。世德兄领着我俩，拣一个角落坐下，便问我想吃些什么？我哪里懂得该吃些什么，只见邻桌的食客，吃着一锅土豆烧牛肉，便指着要了一份；我的女朋友跟着我，也要了一份。当服务员把金光灿灿的铜锅端过来，揭开盖子时，扑面而来的是热气腾腾的肉香。那一年，广州供应已经很紧张，我久已不知肉味，也就不客气了，狼吞虎咽地把一锅土豆烧牛肉塞进肚里。我吃饱了。一看，女朋友只吃了半锅，便放下了刀叉。当时，还没有“打包”的习惯，她不再吃，浪费了岂不可惜！世德兄便劝我，把她剩下的牛肉全吃掉。那时年轻，无所谓消化道出什么问题，也就端过来一口气吃了。这顿饭，我饱得差不多撑破了肚皮，半天弯不了腰。细看世德兄，他只点了一份鱼扒，一份冰激凌，慢条斯理地品味。结账时，我不知他替陈翔鹤先生花费了多少？但肯定不会便宜。

    几十年过去了，这一顿饭，也许世德兄早已忘怀，但当时的每个细节，我一直记得。虽然，那时我还不至于沦为饿殍，但这“一饭之恩”，却让我明白陈先生了解广州食品供应的状况，明白他吩咐“要吃得好一些”的含义，更感激他从心底里流露出的对后辈无微不至的爱护。我也想，得到陈先生厚待的年轻人肯定不少，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到现在，我还学着陈翔鹤先生做人做事的态度。每当和那些还没有收入的学生吃饭时，一定首先说明由我“埋单”，也会让学生们点菜，说大家只管点，“喜欢吃什么都可以，贵一些不要紧”。

三

    在担任通讯员的几年里，我陆续收到了编辑部寄赠的几套书，一套是《聊斋志异汇评汇注本》，一套是《敦煌变文录》。到1962年，还收到一套由范文澜先生编注的《文心雕龙注》。在这套书中，附有编辑部的一封短信。信上写道：“通讯员同志：你们替编辑部做了很多工作，很感动，今后还望你们多加支持。现在编辑部买到了一批《文心雕龙注》，这本书想来各位都很需要，但外地并不好买，所以每位赠送一部，作为学习上一点微小的酬劳。”在这短信的下面，又有用墨水笔添上的两句话：“此书得来不易，望好好学习。”一看字迹，认得是陈翔鹤先生的手笔，我恍然大悟，也十分感动。我明白，陈先生和《文学遗产》编辑部，正是以联系通讯员的方式，来培养各个高等院校年轻的学者。

    在1961年岁末，我读到了陈先生在《人民文学》发表的短篇小说《陶渊明写挽歌》，知道他对陶渊明有很深的研究；知道了为什么在五十年代中期，在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环境中，《文学遗产》启动讨论陶渊明问题的意义；知道了通过解剖这一只具有典型性的“麻雀”，可以辩证地历史地理解古代作家思想复杂性的问题。当年，我那稚嫩的论文能够发表，正好碰上了这机遇，而它又影响了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影响了我的一生。

    后来，我听说陈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严酷批判，含冤逝世。翘首北望，不禁泫然。我把《文学遗产》寄赠的三套书，排在一起，放在书架里当眼的位置，得以时常望见，纪念陈翔鹤先生对我的培养。

    学人的成长，固然要靠学校、老师的培养和自己的努力，同时，离不开出版部门编辑同志的栽培。像陈翔鹤先生等老一辈的编辑，夜以继日地工作，无私地耗费心血，他为了什么？无非是为国育材，发展文化事业！我虽然只见过陈先生一面，但他的栽培和教育，却影响了我的一生。今年，是陈翔鹤先生逝世四十周年，我写下这篇短文，不仅是一己的感恩知遇，更是期望有更多的人，继承和发扬陈翔鹤先生等老一辈做人做事的传统，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私奉献。

    （作者：黄天骥，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