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历史文献与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

    【治史心语】  

    近年来，随着史学研究从政治史到社会经济史，再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向，民间历史文献因“反映了民间的实际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万寿宫文献的产生与演变，既受到宋元以降官方思想意识的影响和制约，又体现出民间社会生活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多元性。因此，对万寿宫文献的利用与解读，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深化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

一

    所谓“万寿宫文献”，指的是在万寿宫产生与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文献资料。万寿宫，在此专指主祀许逊的庙宇。其得名与北宋政和二年宋徽宗封许逊为“神功妙济真君”，并将祭祀许逊的玉隆宫加号“万寿”有关。晚明以后，在地方士人和官员的共同塑造下，许真君成为“江西福主”，万寿宫成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官方修建还是民间创建的祭祀许真君之庙，均冠以“万寿宫”之号。如清代署吴城同知恽敬所言：“吴城万寿宫者，祀勅封‘灵感普济之神’许真君之庙也。”民国《昭萍志略》亦载“现时邑中真君庙甚多”，“均称万寿宫，规模宏敞，堂宇壮丽”。

    在万寿宫文献中，宫志是一种重要类型。明清以来，伴随着逍遥山玉隆万寿宫的历次重修，碑记、序文、诗赋等大量出现。如明正统元年，曾任国子监祭酒、南昌人胡俨作《豫章许韦二君功德碑》；清乾隆五年，江西巡抚岳浚作《新修万寿宫碑记》；光绪三年南昌人、“江军”首领刘于浔作《重建逍遥山玉隆万寿宫记》。这些文献大多被后世之人编入宫志。如乾隆五年新建举人丁步上、绅商郭懋隆辑《逍遥山万寿宫志》，道光十六年丰城商人刘芳重刊《逍遥山万寿宫志》，光绪四年高安进士金桂馨、南昌举人漆逢源等编修《逍遥山万寿宫志》，宣统三年新建进士程志和等人重辑《逍遥山万寿宫通志》。

    除宫志之外，会册亦是万寿宫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时间上看，这类文献大多产生于清中期以后。就编修者身份而言，则呈现出多样性。如清同治八年，萍乡县同庆局镌《许祖真君神会册》；光绪七年，上高县界埠士绅刊印了《界埠万寿宫砧基》；光绪二十年，义宁州山口市和二十九都“都市同梓”《山口市三殿祀产志》；光绪二十八年，龙泉县草林郭氏家族刊印了《郭悠久会簿》；民国三年，万载县潭埠镇新真君会“合会共修”《潭溪真君老新二会册》。这些会册由于与乡村社会中特定人群息息相关，时至今日仍保存在乡民家中，被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碑刻是万寿宫文献的主要类型之一。它们存留于各地万寿宫内，时间上涉及清至民初。如萍乡市上栗县清溪万寿宫内留有嘉庆二十年《吉郡五邑会》等4通碑刻；奉新县株梓万寿宫现存嘉庆十二年《长庆会碑》等6通碑刻；修水县石坳万寿宫内存留有乾隆六十年《重修万寿宫鼓一面乐助花名》等5通碑刻。此外，在西山万寿宫内，保留有清末民初西山万寿宫重建的收支碑，以及70余通香会题捐碑。在这些题捐碑上，写有数以千计的来自南昌、新建、丰城、高安等县的香会名称及其捐款数。

    除了宫志、会册和碑刻外，万寿宫文献还散见于族谱、方志、文集和科仪书之中。利用这些文献，可从道教传统、王朝制度与地方文化创造，文化网络与地缘政治，文化象征与乡村权势等方面，深化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

二

    地方文化建构与发展是宋代以后重要的历史现象，在以往研究中，一些成果强调了道教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影响；一些成果则展现了儒家礼仪在地方社会的推行历程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形塑。而借助不同版本的万寿宫志和其他史料，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以来西山万寿宫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这一变迁历程也反映了道教传统、王朝制度与地方文化创造的互动过程。

    宋元时期，随着许真君被塑造为“净明祖师”，西山万寿宫成为净明祖庭。明代初期，受官方宗教管理制度的影响，西山万寿宫的发展一度受到抑制。但是，里社祭祀的推行，又为西山万寿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成为社区祭祀中心。明万历年间，官方宗教政策的转型和乡宦士绅的倡导，促成了明后期西山万寿宫的复兴。因此，西山万寿宫由“净明祖庭”向里社祭祀中心的转换，实际上是道教地方化、里社祭祀，及以士绅为代表的新兴地方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清前期，江西地方官员为了“维风俗，正人心”，奏请将许真君崇拜列入国家祀典，西山万寿宫得以大规模重建。乾隆五年，江西巡抚岳浚主持重建西山万寿宫，并“檄下郡县酌议，共襄厥事”。嘉庆八年，江西巡抚秦承恩赴西山万寿宫祷雨得应，奏请勅封许真君“灵感普济之神”，列入祀典。历任地方官员的倡导与支持，强化了西山万寿宫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抬升了其政治地位。清中叶，士绅阶层凭借自身的政治优势与经济实力，介入到西山万寿宫的各种事务中，成为西山万寿宫的实际领导者与管理者。晚清时期，西山万寿宫成为绅商及香会组织展示其政治、经济力量的地方权力中心，进而确立了其跨地域祭祀中心的地位。

    随着西山万寿宫成为跨地域的祭祀中心和各地万寿宫的创建，加之“南朝”“开朝”和“朝仙”等各种仪式活动，形成了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网络。如光绪三十年八月二十日《大公报》记载：“俗传八月朔日为许真君诞辰，各属乡愚之朝拜者均络绎于途，每不远数百里跋涉而至，以朝拜省城万寿宫及西山万寿宫为最多。”这些进香者，往往采取结会的方式。民国《丰城通志稿》记载：“真君会，邑崇祀许旌阳，结会进香，几无村无之，大村或至数会，按岁轮值。”现今存留在西山万寿宫的70余通题捐碑，就是成百上千的香会组织进香的忠实记录。因此，要理解这一区域文化网络的形成，除了要关注国家制度和绅商群体外，还可以透过这些捐款碑，分析这些香会的出现时间、地域范围和构成方式，揭示以西山万寿宫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网络形成的内在机制。

    西山万寿宫的香会捐款碑，还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神明信仰与地缘政治的内在关联。统计这些捐款碑，可以发现丰城县香会为数最多，捐款最巨。值得注意的是，丰城县香会拥有在八月初一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时刻，为西山万寿宫主殿许真君神像更换盔袍的权利。如民国《丰城通志稿》记载：“城内复有‘盔袍会’，由永保、永佑、永宁、永长、永丰、永恒六会轮带盔袍，于每岁八月朔，宿山上盔袍。”因此，如果我们以这些碑刻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史料，梳理丰城县香会在西山万寿宫朝仙仪式中特定权利的来龙去脉，深入分析不同地域社会群体之间的竞争与互动，将有助于深化对西山万寿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多元理解。

三

    自明后期始，江西乡村先后创建了大量祭祀许真君的庙宇，形成了“祠庙遍江西”的景象。但是，每一座万寿宫都有着自身的历史脉络，因而在它们所呈现的文化统一性的背后，又展现出各自的社会差异性，呈现了文化象征与乡村权势之间的复杂面相。

    利用现存各地万寿宫会册和碑刻，结合方志、族谱、户籍图册等各种文献，从社会关系网络出发，将目光聚焦特定时空，我们可以看出，万寿宫已经成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用来进行家族建设、市场控制、乡村重组和族群认同的重要社会文化资源。“祠庙遍江西”的景象，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竞相追逐和利用万寿宫这一文化象征的结果。如在萍乡县清溪万寿宫内的碑刻上，创建者既有吉安府商人组成的“五邑会”，又有不少本地商号、会社及村内的喻、杨、甘三大姓氏的成员。这些不同身份之人，分别扮演了倡导者、化首、捐款者等不同角色，其中捐款最多者为“喻贵甫”。但是，通过康熙《萍乡县志》、嘉庆十六年《萍乡十乡图册》、宣统二年《清溪一甲喻氏续修族谱》和民国三十六年《萍北清溪杨氏八修族谱》，则可确定“喻贵甫”实际上是清溪一甲喻氏明景泰年间的开基祖及其图甲户名。而杨氏开基祖惠生公在清初通过顶替方式进入图甲户籍，甘氏开基祖秉常公，则与刘、熊、苏等姓合户。这些信息表明，清溪万寿宫创建者的身份构成和角色安排，实际上是明末清初图甲户籍重组和外来商业力量的介入所导致的乡村社会权力格局多元化的结果。而同治六年萍乡县同庆局刊刻的《许祖真君神会册》和民国十年崇德义塾刊印的《许祖真君会册》，既展示了万寿宫对于清道光年间外来移民在土著排挤下进行自我认同的社会文化意义，又体现出晚清以后这些移民如何在万寿宫的旗帜下，借助地方军事化和新式教育，在乡村社会中重构社会权势的策略。

    总之，万寿宫文献揭示了“文化的意义如何随着不同的时空而转换”，及其与不同群体社会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对明清社会文化史研究有着典型意义。需指出的是，明中叶以降，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和全国性市场网络的形成，社会的流动性加剧，大量江西人向外流出，作为原乡社会文化传统的万寿宫在全国各地出现，留下了诸如光绪二年的《澧州津市万寿宫志》、光绪十六年的《鄂省江西万寿宫记》等诸多传世文献，折射出文化象征、社会组织与地方政治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要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万寿宫文献的社会文化内涵，必须回到一个更大的政治体制、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网络中。

    （作者：李平亮，系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