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作家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和10名“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在大会上受到表彰。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作家的创始者和代表作家获此殊荣。

工业题材小说还能这样写

    一夜之间，蒋子龙的名字又一次登上各大媒体，家喻户晓。

    这次是作为全国百名“改革先锋”荣膺大榜：2018年12月18日，他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改革先锋”奖章。当代中国作家中，只有两位作家荣耀入榜，另一位是已先“去”了的路遥——我分明看见，路遥正在天堂上对着蒋子龙微笑，两人互致鼓舞和问候。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让我想起了40多年前的岁月。那时我还是北京电子管厂（即今日北京东方电子有限公司，著名“京东方”）的一名小青工，后来成为《北京文艺》（今《北京文学》）杂志社联络辅导的工人业余文学爱好者。几年的工厂历练，已经把我培养成一名自觉的产业工人，热切关注着国家的“工业文学”创作，并且特别发奋地学习和训练，期望自己也能为此作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1976年，蒋子龙的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发表了，写的是机电局长霍大道如何排除极“左”干扰，大刀阔斧地抓革命，促生产，将工作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的故事。该作及时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呼唤时代变革的心声，因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共鸣。作品刊发于当年《人民文学》第1期，此也是该刊自1966年停刊而后复刊的第1期，当时“四人帮”还没倒台，蒋子龙写出、《人民文学》刊发出这篇佳作，都是一种时代突破，是需要极高的政治勇气的！果然，很快，一批气势汹汹、大扣政治帽子的批判文章就来了，一时黑云压顶。

    当然，我们厂工人创作组的全体成员都不接受这种棍棒论调，而且是以最高学习姿态，读了N遍，大家还进行了掏心窝子的讨论。那时，我们的创作组已经成立5年了，平时由《北京文艺》的郭德润老师组织和指导创作，一直傻乎乎地遵循着“三突出”的原则编与写。所谓“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那时的主要英雄人物，皆是书记或者老工人师傅，反面人物则是厂长或车间主任，他们挖空心思地破坏军工生产，当然最后不会得逞，而是以英雄人物的胜利而圆满结局……我们整天就是这么瞎编，怎能不是怎么编怎么没有！所以，你能想象，当我们读到《机电局长的一天》时，内心里掀起了怎样的狂涛巨澜。工业题材小说竟然能不写敌我斗争，不写局长、厂长、车间主任是坏人，反而把他们树为英雄人物，大力地歌颂他们，真是石破天惊！小说居然还能这样写，蒋子龙真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1979年和1980年，蒋子龙又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和《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这两部划时代的作品，后来被誉为“中国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蒋子龙也由此被称为“中国改革文学第一人”。此时，全国形势已经全然改变，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已经开启，人心思变，全国人民铆足干劲……而我也已经离开工厂，跃上恢复高考的大潮，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就读。虽如此，我仍认同自己的工人阶级身份，坚持摸索着中国工业题材的业余创作。对蒋子龙的工业题材作品，自然是有一篇研读一篇，认真学习，仔细揣摩，然后，每次都对自己叹曰：“人家的作品怎么能写得这么好！”蒋子龙在我心目中，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

不做“精英”而做“傻英”

    4年沸腾的大学生活之后，1982年我毕业回京，进光明日报社做记者编辑。虽然身份又变了，但8年工厂时光给我的青春镌刻下太深的印记，我依然眷恋着我的工厂，热切关注着以蒋子龙创作为代表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

    此时，蒋子龙却已然纵横开阖，把他的笔触伸向了更加广阔的全社会视野。继《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拜年》荣获3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又有《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获得3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其后4部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也接续出版。好家伙，一连串作品如春江开闸一样奔涌而出，真可谓厚积薄发。万花筒一般，有写青春人物的，有写社会变化的，有写新中国大事件的……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热切关注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追踪和及时反映中国人民在前进的每一过程中所遭遇的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回避，不粉饰，直面艰辛，筚路蓝缕，像他的为人一样刚直不阿，山峰耸立。他忠于自己“推动社会进步”的内心，宁愿独坐冷板凳，也绝不去做权贵和商人的座上宾。

    “作文先做人”，这是蒋子龙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辈子践行之。后来我亲身经历而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2012年元旦这天，北京东城作家协会和东城图书馆拟以“读者与作家见面会”的形式，请蒋子龙来京与读者共迎新年。那时，他是中国作协副主席、天津市作协主席，职位既高且名满天下。而听众是谁呢？都是基层的普通人，有工人、农民工、街道干部、中小学教师，甚至还有不少街道的大爷大妈……这么一场公益讲座，蒋主席一口答应下来了，读者们自然是欢天喜地，翘首以盼。谁知天公不作美，元旦一大早，蒋子龙6点钟就摸着黑出门了，急煎煎驱车赶到高速路口，却因有雾被封了路。他忙又急煎煎赶到火车站，可是所有车票全卖光了。此时，他完全可以对这场基层的公益讲座说一声“拜拜”，谁也不会埋怨的，然而，他不想辜负那么多盼望着他的大爷大妈们，他人性中的正直与善良不允许他放弃。于是，他又一次驱车赶到高速路口，心急火燎地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放行了！终于在上午10点半赶到位于北京交道口的东城区图书馆，终于在热烈得要掀翻屋顶的致敬掌声中，开始了他严肃的讲座。

    之所以用上“严肃”这个定语，且请看他的题目《人成精了，文学怎么办》，一看就带着火力呢。蒋子龙从当下文学和艺术界存在的为获奖而暗箱操作的现象开讲，逐渐旁及社会心态上存在的种种浮躁、虚夸、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成精”现象。最后，他把一个严肃的命题摆在听众面前：“寻找灵魂——不仅文学要找到支撑书写的灵魂，我们每个中国人，也都要找到支撑自己生活的灵魂。让我们不妨像那些默默奉献在基层的工人、农民一样，傻一点，多下点笨功夫，不做‘精英’而做‘傻英’……”

    讲座结束后，当我对他再次表达感谢时，他却客气地说：“是我要感谢你给我的这次机会——能在新年第一天来北京，和大家伙一起谈文学、谈读书，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这个不平凡的元旦让我收获多多。”

    还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也很能说明蒋子龙的“做人”：2009年，蒋子龙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获得“鄂尔多斯文学奖”，当时作为评委的青年评论家李建军，将该作细细地读了两遍，大加赞赏，评价这是“一部了不起的杰作，它不仅在小说艺术上达到很高水平，而且在对当代生活的把握和理解上，达到了成熟的境界，是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作品，接近完美”。李建军随即将8卷本的《蒋子龙文集》通读了一遍，对蒋子龙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理解，认为他“是一位有方向感的作家，积极写作，对改变生活充满了热切的希望，在批判性、责任感、道德意识、哲学思考等方面都很杰出，所以作品很有力量。蒋子龙本人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大脑、灵魂和良心”。在此基础上，李建军写出了一篇长文《新国民性批判的经典之作——论〈农民帝国〉》，发表在当年第5期《小说评论》上。差不多过了一年时间，2010年4月，蒋子龙意外得到这本杂志，读到该文，大受震动，立即提笔给李建军写了一封信，虚心地称比自己小22岁的李建军为“先生”，并说自己“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教育，也悟出了自己的弱点……”之后，蒋子龙又和李建军互通了几封信。请看其中的一封：

    建军先生：

    近好！

    由于是挂号走得慢，昨天下午才收到两册大著，正求之不得！其中有些文章在刚发表的时候就曾先读为快了，还保留着，今后也将作为我的教课书再系统地拜读。上了年纪，读书的时间长，写作的时间少了，正好通过您的书补上文学理论这一课。非常感谢！结识您是老天对我的眷顾。

蒋子龙 顿

2010.5.24

    一代名家，改革文学的开拓者，竟然如此坦荡地反思自己的不足，向小自己一辈的年轻评论家请教，真心实意地祈求批评和点拨，这是何等真人啊，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实不多见。我们多见的往往是，作品写得并不怎么好，然而一旦有了点小名气，便自视为大家，自吹自擂，狂妄得把别人都不放在眼里；一遇批评便暴跳如雷，甚至打上批评家的门去……如此之故步自封，作品能进步吗？文学能发展吗？我们还要“文学”干什么呢？广大人民群众可真不需要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的文学。基于这样的认识，光明日报《文荟》副刊特请李建军撰文，将此事披露于大庭广众，并将蒋子龙的几封信一并刊出，以《两代作家的通信》为题，以四分之三版的大篇幅发表在2010年7月2日的第7版上。

    从刊发后的反馈看，这两代作家、评论家的真心倾谈，感动了不少读者，也触动了一些作家的心绪……

《农民帝国》并非农村题材

    蒋子龙已出版个人著作近百本，《农民帝国》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描写当代北方农村生活进程的长篇小说，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蜕变为主线，剖析了金钱、权力、欲望对人性的冲击，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面貌上发生的复杂变化。全书57.4万字，写作时间前后用了10年，中间一度停笔，问起原因，蒋子龙率直答曰：“不满意呗，被人物牵着走了，没达到自己设定的高度……”

    我问：“现在书已出版十年，各方好评如潮；最近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又把它做成了线装书；李建军再次评价，还是说它是了不起的杰作。十年后回眸，您现在感觉怎么样？还是不满意吗？”

    这套线装书制作之精心，实在令人赞叹。书分五函，蓝色青花布面，绸缎包套，繁体竖排，既古雅又清新。用的是有“纸中之王，千年寿纸”美誉的宣纸，经过墨色、印刷、折页、配页、齐栏、打孔穿纸钉、包角、绫面、穿线、贴签条、配函等多道手工工序，最后成书。不知是谁的主意，每部书的扉页都有蒋子龙的亲笔签名，是在他手签之后再装订进去的，还别出心裁地编了珍藏版号码。印刷制作是专门请常州市清砚兰陵古籍社承印的，将南方的细腻儒雅与北方的苍莽雄浑合二而一，具有极高的艺术性。

    孤陋寡闻的我，只知道有两部当代长篇小说被做成了线装书正式出版，另一部是作家出版社做的线装本《白鹿原》。两位作家都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代表作家，两部作品都是新时期文学的扛鼎之作。除李建军外，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其他名家也纷纷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民生意识的作品，是当代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这部长篇既可以被看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部优秀作品，更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全面超越了蒋子龙既往全部小说创作的杰出作品。”

    2019年1月19日，甘肃省文联、甘肃文交国际版权中心在兰州举行了《农民帝国》线装书首发式，同时举办了该书研讨会。谁也没想到的是，在与会评论家的一场盛赞之后，蒋子龙的举动却震惊了全场。他做了一个自黑式的发言：“我自己认为这部书的毛病，是概念大于描写。因为我的学养不够，哲学高度不够，所以认识不了那么深……”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立即听明白了：蒋子龙是在检讨他创作时的“主题先行”，导致了“概念大于描写”。当然必须多说一句的是，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主题先行”也不失为一种写作方法，也曾有大作品出现。我记得当年在南开的文学理论课堂上，老师曾经讲过，德国大诗人席勒就很推崇这种创作方法并亲身实践；而我个人认为，托尔斯泰的《复活》大概也可以归入这一类作品的行列中。

    蒋子龙说，他当初野心勃勃撰写这部书，是想解读一段时期中国农民企业家命运的怪圈：为什么他们老是在原地打转，或者在事业最高峰时又一次次跌回到原点？这是因为他们身上缺少“工业性”吗？

    蒋子龙说：“所以，《农民帝国》并非农村题材，而是一部工业小说，我想探讨的是中国的‘工业性’问题。”

    我看看会场，人们虽然都在认真倾听，可是似乎很平静，然而说实在的，我却相当震惊：明明是讲述农民帝国里发生的故事，蒋子龙为什么言之凿凿地说它是一部工业小说呢？这一下子调动起我身上的工人细胞——我也是工人出身，我也是工人作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期盼着中国工业题材巨著出现。不是套近乎，我觉得我与蒋子龙有着一种天然的工业血缘关系……带着这些想法，会后，我去敲开了蒋子龙的房门。

他的作品是滚烫的

    据说，有不少人很怕蒋子龙。

    他有个外号，叫啥“凶神一号”，不知是谁瞎给起的，因为我从来也没觉得他是什么“凶神”。不过他的性格确实很硬，独立思考，决不人云亦云；忠于信仰，决不跟风；有原则，决不嘻哈拉扯通融；不听劝，九头牛也拉不回头；无所畏惧，心底无私天地宽；无欲无求，或者说所欲的皆是国家大事，所求的全是社会进步……所以，几十年来，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像某些“聪明人”那样光鲜滋润，处处占先，得尽天下利；而是屡屡被批，甚至还遭遇过连续14个版面批判其作品的盛大局面——这真让我太想不到了，我们大家本来都以为，身为被广大读者深深敬仰的大作家蒋子龙，不是天津一宝吗，在津门不定有多荣耀呢。

    不过，这也是他的宿命。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蒋子龙，少年时并没有过上什么金贵的生活，后来却因这家庭出身屡受质疑。幸亏他从来也没丧失青云之志。1960年，在上万人参加的招兵考试中，他以文化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迫切需要文化水平较高人员的海军某部队招兵入伍。经过测绘学院一年多的学习，参与到中国海疆图的绘制工作中，由于表现突出，曾被评为“技术能手”，代理过中队长之职……5年后，海图绘制任务完成了，风云突变，他又因家庭出身不好被复员，重新回到原点——天津重型机械厂，当了一名工人，那年他也才27岁。他没有叹息，马上进入埋头苦干的新旅程，逐渐担任了厂长秘书、工段长、车间主任，后来写出煌煌赫赫的文学作品，成为作家队伍中的蒋子龙主席……

    对于这么多坎坎坷坷，他从来没抱怨过。相反，在工厂的大熔炉里，锤炼出了他的工人阶级情怀。中国的现代化大工业虽然起步晚，带着先天不足，但大工厂的工人们还是被培养出了不少优秀品质。比如以我自己的8年工厂生涯为例，我的工厂是新中国典型的国家大工业先进力量，万人大厂，流水线作业，严格的现代化科学管理，造就了我们工人之间的团结、协作、齐心、高效、舍利求义、奉献集体、热心助人……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怀念至今的，是当年若哪个工人家里有了困难，班组里所有的师傅都会跑到他（她）家里去帮忙，若情形比较严重，车间主任和书记也会在第一时间前往。那时我们的集体非常温暖，虽然普遍贫穷，但人心都是热的——这热度一直穿透了40年的光阴，一直依附在我的大学、我的报社生涯，一直到今天还贴在我身上温暖着我！同时，工人师傅们一般都是直肠子，不大会说弯子话和漂亮话，答应了的事就去兑现，决不敷衍；也不委身于任何领导而只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那时工厂里有八级技工，工资比一般工程师都高，地位也高，相当有自豪感。

    我观察蒋子龙，发现这些大产业工人的特点，在他身上都能找出来。这一代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生来就肩负着民族的使命，关注社会甚于关心个人利益，关注时代的变化甚于关心自己的柴米油盐，揭露、批判、鞭挞黑暗面是为了求光明，不放弃发言是为了促进步，宁愿个人受苦受难受不公正待遇，也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前进。

    蒋子龙眼睛里闪烁着异样的蓝光，叹息说：“中国的‘工业性’，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啊？没有‘工业性’，何来中国的工业文学……”

    他一直还在强调“工业性”，从研讨会上的发言，直到现在的面对面，他一直都在强调这三个字。他的“工业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背后的深意在哪儿呢？

    蒋子龙说，小说不能光写故事，人物也不能光去追求表现性格，《农民帝国》当年写不下去，就是觉得自己被人物牵着走了，没有写出期待的哲学意味和精神含量。他说，我的野心太大了，要求太高了，我想写出的是整个旧中国、新中国的工业化大问题。一直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感觉才来了，渐入佳境。不过，也还有很多话没写出来，现在完成的只是上部，还应该有一个下部，也许是更大的工程……

    老骥伏枥，不仅是志在千里，他心心念念、牵肠挂肚的，是昔日的工友，是国营大厂的命运，是工人阶级的生活，是中国大工业的建立、健全与发展，是中华民族如何以自己牢固的根基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真不是“聪明”的作家，不会凭借着一点小心思，去海地云天地编造，既博取了眼球、博取了名声、博取了金钱，又能轻轻松松、游刃有余地活着。然而，蒋子龙又是真正有大智慧的作家，一辈子老老实实地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宁愿顶着各种压力，也要掏出心窝子写，恨不能用一滴热血换出一枚文字，滴滴枚枚，所以他的作品才是滚烫的啊！

    我一直是蒋子龙的忠实崇拜者，不仅因为他是新时期中国工业文学第一人，更重要的是他端正的人生和清白正直的为人。我还清楚地记得是怎样跟他相识的：那一年在天津的一个文学活动上，我初次见到他，即去以“半个天津人”的身份套磁，请他为《光明日报》副刊赐稿。后来他果然为我们写了多篇佳文。那时还没有电脑，来往函件均是手写，我称他为“子龙先生”，这里不仅有文化界的行规，更含有“尊敬老师”之意。后来熟悉起来了，称呼改为“蒋主席”，不仅取其简洁响亮、朗朗上口，还有一层友人间的亲密——当然，却无任何“官意”。

    我不怕蒋主席，因为他在小人物面前从来没摆过谱。相反，越是普通人向他开口，他越是倾力相助。尝见有文章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某年隆冬，沈阳气温已达零下十几摄氏度，有朋友开了间小书店，请他去签名售书。他半夜到达沈阳，在候车室等到天亮。上午与大学生对话，中午没顾上吃饭就去签名售书。因为读者太多，都往上涌，小老板怕挤坏了柜台，便商请蒋主席能否在店外摆桌子签？蒋主席硬仗着一身热血和情怀，一直签到天黑，手指和身体早都彻底冻僵了——真是要命了，别说是全国人见人识的大作家，就是在最普通的文艺家队伍里，谁见过这么“傻英”的作家！

    （作者：韩小蕙，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