亥岁画丰年

    俊犬摆尾，金猪呈瑞。我们迎来的己亥猪年，似乎特别能引发大家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期待与祝愿。在象形的汉字间，我们可见猪的踪迹，最典型的便是“家”。其下半部分的“豕”字，便是猪在古代最常用的称呼。

    今天，我们仍能看到许多汉代陶猪圈，圈中的猪体态丰满，温和恭顺。它们与陶楼模型等组合在一起，不仅再现了当时人们的世俗家园，也承载了他们对理想世界的向往。以陶猪随葬，西汉时期便已流行。汉景帝阳陵出土的彩绘陶公猪、母猪和乳猪写实逼真，堪称精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陶猪的鬃毛已经退化，獠牙也不明显，全然是家猪的造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传递出“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的时代气质。《汉书》中还记载有西汉初期公孙弘幼年一边“牧豕海上”，一边刻苦学习并最终封相的故事。直到清代杨柳青的“三字经”题材年画中，还有题为“削竹简”的作品所绘便是公孙弘在自己牧猪的竹林中削竹为简用以抄书的勤勉故事。画中，公孙弘端坐在树下削竹，旁边一黑一白两头猪正俯首吃食，烘托出主人公不畏艰苦、勤奋好学的精神。

    不过，对于汉武帝来说，温驯的家猪显然难与他勇猛好武的性格相称。这一点似乎从其小时候母亲为他改名为“刘彘”就埋下了伏笔。“彘”就是野猪，它们力大无比、凶猛异常，而豢养和围捕包括野猪在内的各类猛兽，是汉武帝毕生的爱好。以猪为人名，也成为古代历史上罕见的趣闻。现存茂陵博物馆的“霍去病墓”石刻中，有一尊石野猪。这座雕刻尽显汉代浑厚雄迈之风，虽风化日久，但依然可以看到野猪特有的长吻和耸立的鬃毛。惟妙惟肖的野猪伏地而卧，流露出屈服与顺从的神情。在西汉以来的许多文物中，我们时常可以发现野猪穿梭于各种升仙与狩猎题材之中的影踪。例如在出土于河北定县三盘山的西汉错金银铜车伞铤上繁复精美的装饰图案里，就有逃窜的野猪。狩猎野猪早在《左传》中就有不少记载，汉武帝以后依旧不减。扬雄在他的名篇《长杨赋》中，就讽刺了汉成帝热衷于狩猎野猪、狗熊和虎豹而不惜劳民伤财的荒政。直到唐代，这一风尚依旧延续于宫廷。《唐朝名画录》曾记载唐玄宗于玄武北门猎杀两头野猪的故事。李隆基面对猎物欢喜不已，当即召来擅长描绘异兽的画家韦不忝（一作无忝）将这一场景描绘下来以示纪念，韦不忝或许也因此成为我国目前所知最早以画猪闻名的画家。可惜，今天我们已无从看到他的杰作。

    不过，甘肃省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地发现的《宰猪图》砖画，为我们提供了了解早期画猪的材料。画面中，一只大肥猪伏卧在几案上待宰，神态安详。几案下摆放一个木盆，后方一个屠夫正持刀向前，不禁让人想起《木兰辞》中那句脍炙人口的“磨刀霍霍向猪羊”。画面线条流畅，粗细变化，重点刻画了肥猪的头部，结构关系准确，并用红色颜料涂抹其嘴部和眼部。倒伏的猪鬃以短促有力的线条绘就，凸显皮毛的质感。《宰猪图》体现了早期中国绘画以线条造型为主的技法特征，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墓室壁画中常见的“庖厨”主题，着力表现宰杀祭品牺牲的场景。而猪作为祭品的历史，几乎和它被人类食用的历史一样久远，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保留着诸如“杀年猪”这样的习俗，显示出其在我们传统年俗中的地位。

    辽宁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有不少新石器时代的“玉猪龙”。由于这些玉器都有着猪形鼻首，故而得名。尽管目前对这类玉器的用途尚存争议，但其作为祭祀礼器的功能毋庸置疑。在同属新石器时代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曾出土过一件猪纹陶钵。陶钵上刻画了一只眼睛圆睁、鬃毛耸立的猪。它四足迈动，鼻首下探，仿佛正在四处觅食，惟妙惟肖。猪身刻有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感。除此以外，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也曾出土过猪形陶鬹。类似的例子，在早期文明中还有不少。

    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件“豕尊”。这一罕见的商代猪形青铜器，双目突起，鼻首微翘，全身布满云雷纹等各种装饰纹样。背部可以打开，盖纽为一只凤鸟，前肩及后臀有穿孔，设计十分精巧。有学者推测其应为替代活猪作为祭品而制作，并曾被多次使用。除此以外，同馆还收藏有一件时代相仿的猪形青铜乐器——豕磬。采用猪形的青铜器，就目前所见还有现藏于山西博物院的西周豕尊以及上海博物馆的商代豕卣等。前者纹饰简练但更为写实，猪的双耳坚挺，吻部较短，可能是乳猪的形象。其光滑的外表显出肌肉的饱满，与豕尊在外观上有较大差别，但同样可以从背部打开。豕卣则与豕尊的装饰风格较为接近，但外形更为抽象。值得一提的是，豕卣两头均为猪首，造型对称，这与荆州博物馆所藏的战国猪形漆酒具盒一致。后者也以双首连体的猪形制作，两边的猪头恰好作为器物的把手，周身漆绘装饰纹样。这类双首的猪与上古神话传说中一种名为“并封”的神怪形象契合，具有浓烈的神秘色彩。

    无论是陶器还是玉器，抑或是青铜和漆器，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些猪形杰作，无不体现出猪与历史文化的深厚渊源。汉代以来，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交融，猪的艺术形象从早先的礼仪性、神秘性开始转向多元与世俗。

    宋画中的猪较为罕见。除了《搜山图》这样表现神怪题材的作品以外，在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也可看到猪的身影。画面中，七只肥猪正沿着城门外长满柳树的护城河岸缓缓走来。尽管这些猪在画中的位置较偏，但画家还是仔细地描绘了每头猪的鬃毛，并着力刻画出它们拱地觅食的动态。不过，猪的主人似乎并未出现，只有对面的妇人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生怕受到惊吓。作为描绘市井风情的杰作，《清明上河图》中的这个细节，显示出北宋时依然存在牧放家猪的风俗。在南宋何筌所作的《草堂客话图》中，一个牧童正在院外的溪岸边牧猪，呈现出不同于《清明上河图》的田园风光。尽管画家只是以剪影的方式表现了两只小猪的形态，没有刻画太多细节，但已形神兼备，为恬静安详的画面增添了一丝生趣。

    不同于宋画中将猪作为画面点缀的做法，清代以来才开始有画家将猪作为主角诉诸笔端。清代安徽画家姜渔为朋友所作的《猪图扇页》称得上是一件别出心裁的佳作，表现了一头大肥猪踱步于水岸的场景。画法上偏重墨染，以不同墨色表现猪的皮肉质感。这头大肥猪憨态可掬、怡然可爱，表达了作者对友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的祝愿。同时代的扬州画家王素也画过一件《子母猪图扇页》。该作以没骨的方式，采取晕染技法表现了农村生活的一个瞬间——三只小猪争相吃食，一只小猪倚靠在篱门边嬉戏，老母猪则安详地注视着小猪们，流露出浓浓的爱子深情。

    进入20世纪，猪开始成为画家们笔端的常客。齐白石晚年就经常描绘自己儿时在故乡星塘老屋外牧猪的景象。像他这样以亲身经历来画猪的画家恐不多见，因此其笔下的猪总是天趣盎然、栩栩如生，延续了传统绘画中的自然趣味。同样的趣味，我们在后来董希文绘于1961年藏区写生时期的油画《小白猪》里也可以感受到。画中正在喂猪的藏族小女孩与小白猪和谐相处，平淡而天真。

    1935年是农历乙亥猪年。面对纷乱的时局，徐悲鸿画下了一幅《猪》以消忧。他以遒劲湿润的大笔触描绘了一只大母猪和六只小猪相互顾盼的景象，画作左上角题款曰“乙亥危亡之际”，显露出画家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此以外，徐悲鸿还创作过不少猪画。这些画中的猪，不仅展现出画家高超的写实技巧，更传递出他浓浓的家国情怀。

    对丰收的表现也成为后来许多画家画猪的立足点，例如黄胄所绘的《肥猪兴旺五谷丰登》便是一例。画家马书林《喜运丰年》中的猪则憨态可掬，模样喜人。而在“新年画运动”中，猪作为丰收、富足、美满的象征被画家们广泛借鉴，创作出许多鲜活生动的作品。

    （作者：王瑀 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