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好书背后的出版故事

    《鲁迅全集》修订背后有哪些故事？《雷锋日记》再版发行经历了哪些波折？熊召政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张居正》，为何在出版前进行了大量修改？

    这些问题，都需要出版人给出答案。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原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周百义，长江文艺出版社原社长，长江出版集团原总编辑；齐学进，人民军医出版社原社长；黄国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十位来自天南海北的出版人，他们都是新时期出版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年长的已年过古稀，年轻的也已是花甲之年。他们以自述形式撰写的“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日前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那些好书背后的出版故事在丛书中一一道来。

为读者出好书

    担任《张居正》一书的责任编辑，是周百义的出版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1998年的秋天，已是红莲湖高尔夫球场董事长的他（熊召政）开着一个加长的卡迪拉克，来到汉口新育村33号那个狭窄的小院中，在众人的惊讶与艳羡中，捧出了打印得整整齐齐的书稿。”在《长江十年》中，周百义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周百义很快读完了书稿，基础很好，但他有些失望：“从文字看，召政是写诗的，毫无疑问很漂亮，但在人物的塑造上，故事情节的推动上，却缺少引人入胜之处。有时候，作者以第三人称，静止地全面介绍一个人物，从籍贯到现在的身份，外貌描写，穿戴打扮，事无巨细，集中一起交代，文笔迟滞。”

    不久后，周百义把写下了数十处眉批的书稿退回熊召政修改。而熊召政最终决定，把写成的第一卷的书稿全部烧掉，从头再来。

    “这之后，我们时常见面，在酒馆里讨论一下历史小说与他的书稿。我们还一起驱车到荆州，攀古城墙怀古，去张居正墓前凭吊。”不仅如此，周百义还送给熊召政一套二月河的历史小说，请他认真研究如何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到了1999年冬天，熊召政又将一部打印得整整齐齐的书稿交到周百义手上，这就是四卷本《张居正》的第一卷《木兰歌》。

    “我夜以继日一口气读完，激动之情油然而生。这一稿从谋篇布局，到情节设计，及至语言风格，叙述方式，与第一稿是天壤之别。”有了优质的书稿，周百义为了编好这部书，还先后阅读了《明史》《张居正大传》《万历十五年》《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等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张居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是长江文艺出版社这家地方出版社的出版物第一次入选茅盾文学奖。

    而在文学出版“国家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刚刚出任掌门人的聂震宁，初来乍到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修订1981年版《鲁迅全集》。他数次接到社里老编辑关于修订《鲁迅全集》的建议，有的还言辞激烈。

    “我知道，修订《鲁迅全集》不能久拖不决。可是，1999年社里囊中羞涩，无钱投入。”聂震宁在《在朝内166号的日子里》写道，直到200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经济效益上了台阶，曾经参与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工作的刘玉山出任副总编辑，修订《鲁迅全集》的条件才基本具备。

    修订终于启动了，聂震宁却主动退居幕后。他清楚，专家学者和对鲁迅研究有专长的老编辑才是修订工作的主角。

    2005年，《鲁迅全集》修订版问世，不仅新增了多篇佚文、佚信，还对旧版全集进行了1000处校订修改，新增注释900余条。对于修订版的价值，聂震宁有着独到的见解：“单独看全集中某一处的修改，也许它很细微，甚至很琐碎，然而，倘若把若干细微处集合起来，就能看到修订工作呈现出来的是蔚为大观的气象。它体现了20多年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变化。”

    在“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中，这样的出版故事还有很多。在丛书策划人朱胜龙看来，就像修订《鲁迅全集》一样，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意义，同样在于见微知著：“来自全国的10位出版人，一起回顾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和遇见的人，回放留存的文化产品和留下的文化印记，从自己的职业追求中挖掘、提炼出一个个原汁原味的故事，体现新时期出版人的职业追求、使命担当和文化情怀，这件事产生的意义和影响，将超出丛书本身。”

为读者服好务

    酒香也怕巷子深。作为出版人，不仅要策划编辑优秀图书，而且还要把好书推荐给适合它们的读者。

    1990年国庆节刚过，黄国荣向社领导建议，为了配合第二年的学雷锋活动，可以再版《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社领导有些犹豫：前两年，社里曾重印5万册《雷锋日记》，至今还积压近着3万册。到新华书店去征订，工作人员也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这书现在还有人买吗？尽管阻力重重，黄国荣的建议还是被采纳了。

    “我的建议不是重印，而是再版。我已经有了方案：强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原版《雷锋日记》《雷锋的故事》，重新设计封面，开本采用国际畅销书流行本。”为了加大宣传力度，黄国荣还在一家报纸的显著位置为这两种书投放广告。

    不久后，有关部门决定，为当年入伍的新兵发放《雷锋日记》。又过了一段时间，共青团中央下发了有关学雷锋活动的文件。黄国荣成功了。

    “在1990年1月至2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实际发行了《雷锋日记》140万册，《雷锋的故事》94万册，《雷锋日记》几乎没有剩下库存，《雷锋的故事》剩下2万册。”在新书《一生相许》中，黄国荣自豪地说，“我找到了与时代主流吻合的旋律。”

    同属军队出版人，齐学进有着更为惊心动魄的经历。

    2010年4月14日，玉树发生7.1级地震。齐学进连续几天几夜连轴转，终于把五种用于救灾的出版物运往灾区。没想到，4月19日早晨7点，他的手机又响了：玉树是鼠间鼠疫的疫源地，为了防止鼠疫在大灾后发病和传播，人民军医出版社需要出版一套预防鼠疫挂图。上级要求，在两天内赶出来。齐学进深知疫情的风险，便作出一天内完成任务的承诺。

    他随即开始布置工作：8点，到达军事医学科学院与专家汇合，提出编写要求，请专家撰写文稿；9点30分，将稿件带回编辑部加工；11点30分，出片室开始出片；12点前，印装厂车辆准时到社；下午2点，进行印刷；下午3点，全部成品印完；下午4点前完成包装和装车；下午5点前赶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晚上6点15分，飞机正点起飞，9点到达西宁。齐学进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

    在《军旗下的出版人》一书中，齐学进把这次历史14个小时的出版过程，称为“朝令夕至”的出版奇迹。

    “丛书的十位作者，既有丰富的出版实践，又有深厚的学养和专业积淀。出版改革的大潮，把他们推向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活剧’。”朱胜龙介绍，“新时期出版人改革亲历丛书”作者，将作为中国出版协会改革开放40年出版改革成果宣讲系列活动的宣讲团成员，分赴上海、四川、陕西、山东、广东等地开展巡讲，与新一代出版人分享心路历程，帮助他们出版更多好书。

    （本报记者 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