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底片上的林泉仙境

    我生在江南，小时候苏州园林是没有少去，然而除了游人如织，并没有许多好印象。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成长经历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不觉得自己与园林或者昆曲之类的“东方文化”有强烈的联系。直到2014年，与昆曲曲人上官秋清合作一个项目时，我第一次来到了苏州艺圃，那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回到江南园林。上官在园林中唱起昆曲，吐气、定神，当第一个音节婉转流淌出来，不管多嘈杂的地方，都已经静了下来。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魔法，在绵长的旋律中，分隔世界的帷幕似乎被撩开一角，让我们一窥仙境。

    之后，我又因为上海阮仪三城市遗产保护基金会的邀约，有机会更近距离地接触江南园林。2015年一个夏夜，我有幸在台风逼近江浙地区的夜晚，将苏州耦园占为己有若干小时。坐在耦园黄石假山顶上的石凳等着天光消逝，我突然以前所未有的清晰看到：假山，并不是“假”的——在园林的语境中，它就是高山。因为园林并不遵循我们身处的原初自然的法则，也不是用人造的山水对原初自然进行的简单模仿。正如英国语言学家托尔金在《论神话》中论述的，神话作者创造出一个不受已知自然规律的主宰、拥有独立运转规律的次级世界——一个允许读者心灵进入的仙境。园林亦是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时空。

    在对耦园的拍摄中，我最初使用了中画幅相机，之后改为大画幅，但自始至终用的都是黑白胶片。这样远离现实的图像，加上我刻意避开游客、排除现代生活的痕迹，并非仅仅试图带观看者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而是希望创造一种不同的时空对话方式，让人们在面对文化遗产时，有机会产生更深的连接。

    江南园林大多为古代文人、士大夫从官场隐退之后建造的私人居所，它们不仅承担居住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这些文人的道德或哲学理想。如今，园林早已不再是私家的，但无论作为挂牌的文物保护单位还是著名的旅游景点，人们对它们的理解却趋于格式化、扁平化。成群结队的游客跟着导游走马观花，听一些不着边际的轶事，或者刻板的事实：“该建筑为重檐歇山顶”“古人对太湖石的审美标准讲究皱、瘦、露、透”……花窗、月门、太湖石，这些元素在成为宣传册上的典型形象时，也成了孤立的碎片。因此，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拍摄，更为整体地呈现园林的精神。

    古时建造园林的文人，以“造物主”的身份创造了立体的次级世界，允许人们亲身流连其中，寻求解脱。这并非仅仅是为了逃避古老或者现代“真实生活”的困扰，而更重要的，是从人类的必死命运中解脱。毕竟，正是在园林里，杜丽娘梦见了爱情，于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这突如其来的、奇迹般的完美结局，予以我们慰藉和喜悦，超越了世间的悲苦。从昆曲经典《牡丹亭》到《聊斋志异》之类的志怪故事，园林总是那个不言自明的大背景，就像日本作家梦枕貘笔下风雅别致又蒙昧黑暗的平安时代——“人和鬼神共处一个屋檐之下”。园林所构成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亦真亦幻的时空，它能够满足我们终极的渴望：永生。

    诚然，如今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园林，早已不是数百年前初建的样子。历经损毁和修复，哪怕是根据史料尽力再现，其楼阁亭台乃至一石一木，恐怕也不是人们心目中“原真的”古迹。然而，哪怕在布局、植被、名称、所有权方面不断发生变化，有一种园林精魂却始终挥之不去。即，无论历史如何变迁，只要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超越死亡的渴望不曾改变，园林在核心层面就总是一脉相承的。让目光透过物质的、现实的世界，去搜寻隐匿其中的另一个时空。当阳光照到水中央的一簇植物，或者暮光将逝，或者一尾鲤鱼稍纵即逝……在这样的时刻，分隔两个世界的帷幕突然撩开，那个隐秘的仙境浮现在眼前，超越生死，一日千年。

    在拍摄中，这个仙境就常常出现在我相机的成像屏上。有人说用大画幅相机拍摄是私密的体验，这点我越来越同意。在遮光的冠布后面，我长久地盯着毛玻璃上凝结的光，那幅上下颠倒的影像只为我一个人出现，而一旦插入底片，这种带着光晕的影像便会消失。在反复的、私人的观看中，一种与园林的亲密感不知不觉生长出来，园林似乎成了“我的”。慢慢地，我开始创造肉眼不可能直接看到的图像，多次曝光，糅杂了自己的意图、意外甚至错误。用胶片拍摄时，从按下快门到底片冲洗出来，这段或长或短的时差中，总会有奇迹发生。胶片这种媒介尚存的可信度将我的操控变成事实，于是那个仙境真的被铭刻下来。哪怕它同我们渴望的永生一样无法抵达，但若能在一瞥之中确认这个仙境的存在，或许也可以让我们获得身在其中一般的慰藉和喜悦。

    （作者：周仰，系青年摄影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外聘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