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溜索上唱歌

    【人生三昧】

    有一年冬天，我陪同一个摄制组在怒江边拍摄民俗类节目，编导需要一个过溜索的生活场景，时间紧，任务重，我套上民族服装，被一个农民大哥用绳索绑住，大哥拉着我，我拉着一只小羊羔，一个滑轮带动三个身体，只听大哥一声吆喝，抓紧了！他一起身，耳边一阵轰鸣，我们就飞在怒江上空。我脑子里一片混乱，用颤抖的声音喊：“大哥，我害怕！”大哥大声回应：“你闭上眼睛，唱歌吧！”这办法不错。我闭上眼睛，不敢看脚下滔滔流淌的怒江，放开嗓门，用歌声盖住了胆怯。

    父亲年轻时候是否也像我一样，在胆怯时唱起歌？20世纪50年代初，祖父带着一身木匠手艺到怒江支边，在山城碧江认识了祖母，后来就在碧江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阿怒，怒江的怒。那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机缘巧合，我师范毕业后，分到父亲的出生地碧江任教，那也是我父亲工作过的地方。那个地方早已撤县，叫知子罗，只是一个行政村。课余时间，我常常在知子罗行走，想象着父亲小时候的样子，也回忆自己小时候的生活片段。记得冬天下雪时，我和父亲把雪装满水壶，然后架上火盆烧水，听着雪化成水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末期，父亲从碧江调到匹河基建队工作，当时的基建队改制后只剩下一个空壳。他很少再参与建造房子，每天埋头做家具，和锯子、刨子、墨斗、油漆打交道。那时候，我最喜欢跑到他的木工房里看他推刨子。他猫着腰，用刨子来回推着那一块块凹凸不平的木板。那一层层淡黄色的、略有些透明质感的刨花从他粗糙的手边吐出，刨花成堆的时候，蓬蓬松松的，着实诱人。我一头扎在里面，一边闻着木屑的香味，一边和父亲你一言我一语地打趣。我的头发上、衣服上、鞋子上都沾满了木屑，下工后父亲总是耐心地帮我一点一点处理掉。

    记忆里，父亲早已和怒江这片土地紧紧地黏合在一起，他的口音，他的脾气性格，他处事的方法，他的兴趣爱好全都无异于一个地道的怒江人。他精通好几种怒江少数民族语言，有一次他带着我去匹河开会，回碧江的山路上，我们又饿又渴，遇到了一群怒族老乡在山坡上吃东西，他用怒族语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对我们热情极了，还硬要我们去村子里住一晚。我记得许多人都喜欢叫他“噶求”，在傈僳语里那是朋友的意思。

    39岁，他的生命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上停滞了。他的一生很短暂，但我始终坚信，父亲是留下了人生价值的。也许，某一个乡镇的某一栋老房子，就凝结着他的心血。也许，某一个小山村的某一个农户家，劳累了一天后，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使用的桌椅板凳，还有厨房里早已熏黑的碗柜，正是父亲的手艺。父亲的作品历经风雨，许多早已腐朽，烧成灰烬，然而那些灰烬也许正滋养着另一个生命，比如路边那朵微笑着的蓝色小花。

    前年冬天，祖父在家乡去世。在他的灵堂前，念祭文的先生庄严得像在回顾一篇史诗。祖父曾任碧江工程处木工大队队长，组织建设了原碧江县的自治州大楼、大礼堂、边工委等工程。后来他因某些原因辗转回到家乡，为讨生活受尽苦难。父亲长大后，祖父决定把他送回碧江继承着他的衣钵。他们背着木匠工具，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七天七夜才到碧江县城。翻越碧罗雪山的时候，祖父和父亲是否在溜索上唱歌呢？现在，祖父、祖母、父亲都去世了，两代支边人的坟茔都设在家乡的坟山上，相隔不远，清风相送，一家三口终于可以聚在一起聊聊怒江的事了。

    算上我儿子这一代，我们四代人早已和这块土地融合在一起。一代又一代支边人，不就是一直在溜索上唱歌吗？他们在危险中乐观豁达，在疾驰中保持平静，在嘈杂中倾听内心的声音。一个个支边青年，一个个支边家庭，代代薪火相传。如今，作为支边人的后代，我们在怒江大峡谷里幸福地生活着，然而，我们忘不了曾经付出青春年华的父辈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铭记他们的名字，还有我那平凡的父亲，他的名字叫阿怒，怒江的怒。

    （作者：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