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国宝联袂登场展雄风

    【艺海撷英】  

    近日，中国古代书法展第二期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幕。与第一期相比，更多久负盛名的国宝级珍品联袂登场，再次掀起观展热潮。去年8月17日，辽宁省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时推出“中国古代书法展”“中国古代绘画展”“中国古代缂丝刺绣展”三大展览，众多难得一见的国宝级佳作集中展出，甫一亮相就引发广泛关注。开展之后，慕名而来的国内外观众近30万人次，成为2018年度国内文化热点之一。接踵而至的第二期展览，展品更令人翘首向往，精心选取的41件/组馆藏珍品，从先秦至清代，以时间为轴渐次展开中国古代书法艺术长卷。其中，国宝《万岁通天帖》、唐代狂草书法代表怀素《论书帖》、宋代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书翰文稿卷》、“赵体”书风创立者赵孟頫《欧阳修秋声赋》等珍贵藏品悉数亮相，尽现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永恒魅力。

历经千年岁月

《万岁通天帖》承载中华书法精髓

    我国魏晋六朝时期书法“诸体咸备”，名家辈出，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光辉灿烂的时代。作为入驻故宫“国家宝藏特展”的国宝——《万岁通天帖》，曾于2018年年初在辽博短暂展出过三周，一度成为春节期间热议的文化话题。本次展览中珍品再次现身，观众可近距离一览“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等七人十帖的风格，机会十分难得。

    备受青睐的《万岁通天帖》有怎样的价值？对中华书法史有什么样的影响？“历经千年岁月，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其承载的历史信息独一无二，其艺术价值无可替代。”辽博艺术部主任董宝厚告诉记者，《万岁通天帖》虽然不是王羲之真迹，但这件珍品却最为接近原作真貌，为后人研究东晋书法提供了可靠依据，从中能看出自晋以下南朝书风的衔接延续，以及在王氏门中书法传承的紧密关系。

    展览现场可见，《万岁通天帖》卷幅上有火焚痕迹，尚存王羲之《姨母帖》《初月帖》、王徽之《新月帖》、王献之《廿九日帖》、王僧虔《太子舍人帖》等七人十通书翰。董宝厚说，宋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七著录，称这残存的七人十帖连尾款的一卷为《万岁通天帖》，而《万岁通天帖》中首推王羲之的《姨母帖》与《初月帖》。其实，《万岁通天帖》不是展现王羲之一人的书法，而是书法世家琅琊王氏一门之精髓。王羲之的祖父王正，父亲王旷，伯父王导、王敦，岳父郗鉴均以书法见长。王羲之早年师从卫夫人学书，其母即卫氏，因此世人怀疑这位卫夫人可能是王羲之母亲的姊妹，乃其姨母。姨母去世时，王羲之悲痛欲绝，留书传世。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书圣”王羲之的风采，这源于武则天对书法的喜爱。武则天精通文史尤崇书法，曾遍寻王羲之真迹。苦求王羲之真迹的武则天，遇凤阁侍郎王方庆上奏称自己是王羲之的十世孙，愿意献上真迹后喜出望外。为此她特别在武成殿召集群臣，共赏王氏书法真迹，并且命中书令崔融作《宝章集》记录此事。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武则天命内府弘文馆善于摹搨之人，以王方庆呈现的真迹为底本，用上等的黄蜡纸双钩填墨，复制了摹本，并将王方庆进呈的原件加以装裱锦褙，重新赐还给王方庆。她还嘱咐王方庆，这是祖先的手迹，后代子孙应当善加守护。然而，之后王羲之真迹却下落不明，反而是武则天命弘文馆复制的摹本保存至今。

    虽然现今留存的《万岁通天帖》为摹本，但钩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帖风貌，堪称一绝。《万岁通天帖》是双钩廓填本，即以细线描边再于内部填充墨迹。作品钩摹精妙至极，规避摹的缺点，并创造性地吸取了临的优点，对于原作飞白和牵丝的处理极度细致，在字形准确的基础上，保留书写风貌，为世人留下中华文化瑰宝。启功曾在《唐摹万岁通天帖考》中说，《万岁通天帖》不但没有误摹之笔，原迹纸边破损处也都钩出，这在《初月帖》中最为明显，如此忠实，更增加了我们对这个摹本的信赖之心。书画鉴定家杨仁恺也曾在《国宝沉浮录》中对《万岁通天帖》给出了至高的评价——“下真迹一等”。

呈现书法轨迹

领悟中华传统文化艺术魅力

    唐代书法是继晋代以后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在行、草、篆、隶各书体中都出现了有着深远影响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中国书法史上素有“颠张狂素”的美谈，之前辽博中国古代书法展上曾展出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卷，本次展览呈现的则是怀素的《论书帖》。相对怀素标志性的狂草，《论书帖》展现出怀素草书的另一面目。纵观全篇结体严谨、章法整饬、出规入矩，绝狂怪之形，而细寻其渊源，却不越魏晋法度。此外，在本次展览中，爱国诗人陆游，儒学集大成者、理学家朱熹，政治家、爱国诗人文天祥等宋元名臣的书法作品集中亮相，陆游行书《自书诗》、朱熹行书《书翰文稿卷》、文天祥行草书《木鸡集序》、赵孟頫行书《欧阳修秋声赋》均令观众在欣赏书法之时，同享妙笔文章之美。

    不同于宋元书法注重抒发个人性情，明代书法继宋元帖学而发展，初期沿袭元代传统，明中期江南地区人文荟萃，文人书法重新抬头，直到明晚期才颇具创新精神。展览中，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极为引人关注。众所周知，祝允明以草书见长，其楷书墨宝非常少见，而《东坡记游》展现了作者楷书的深厚造诣，实属难得。此外，展览选取的文徵明行书《西苑诗》是作者87岁高龄所作，可见当时作者的精神面貌以及深厚书法功力；董其昌《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新笔旧墨，用笔纯熟，使转灵活，有一泻而下之势；唐寅的《和沈周落花诗卷》信笔出之，流畅自如，妩媚多姿。

    清代书法突破了宋元明以来帖学的樊笼，开创了碑学，篆书、隶书和碑体书法成就卓著，书坛兴盛，流派纷呈。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推崇赵孟頫，书风皆为之一变。董宝厚告诉记者，乾隆时《三希堂法帖》刻成，标志着帖学达到极盛，涌现出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大家。乾嘉以后，金石学兴起，帖学已入穷途，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法创作的经验和理论。此后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完成了变革创新，碑学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近代。展览中，明末清初书坛的代表人物王铎的《飞人诗》纵横恣肆，引人称赞；扬州八家之首的金农隶书《相鹤经》用笔端正，结体偏长，是金农书风的典型代表。

    （本报记者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