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内涵 新方法

    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的70余位专家学者，从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维视角，就礼学文献、礼仪制度、礼学思想、礼法关系、礼乐文明的现实关怀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传统的礼学研究，多集中于“三礼”文献，杨华（武汉大学）认为，广义的礼学研究，应当包括更多礼义、礼仪、礼典、礼法等内容。此次会议设置了礼学文献研究、礼乐制度与古代国家治理、古代礼乐思想研究、礼仪实践与古代日常生活等多个主题。会议讨论分为礼学文献研究、礼仪制度研究、礼学思想研究三组，便凸显了跨学科、跨时段的特点。

    礼学文献的经学注疏、训诂释义、文本流传等问题，仍是礼学研究的基本话题。有学者考证古礼所见服饰、仪式问题。有的则关注礼学史的人物、著述、注疏源流，进而讨论其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丧祭之礼，一直是传统礼学的中心议题，也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古人丧礼、丧服的变迁与文化特征。礼仪制度的研究，特别关注国家礼制，包括郊祀、明堂、祖庙、卤薄等，将历史学与经学史结合起来考察。

    礼学思想的阐发，本来是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之一，此次会议中也多有讨论。郭齐勇（武汉大学）《儒家礼乐文明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彭林（清华大学）《礼乐教化与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金秉骏（韩国首尔大学）《从权利概念看古代礼学》等，探讨了礼的起源、本质及其对中国文明与中国人文精神的影响。曹建墩（河南大学）《礼、宗教与中国早期文明的生成模式》、黄怀信（曲阜师大）《说“礼”：以诸〈礼〉为例》、贾晋华（香港理工大学）《义和仪在早期礼文化发展中的合一和分离》等，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华古礼的起源及其早期内涵。

    很多学者特别关注儒家礼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教化的关系。赵克生（海南师大）《明清乡贤祠祀的演化逻辑》、张焕君（山西师大）《孔庙祭祀与乡村教化：以山西现存乡村孔庙及方志碑刻为中心》、王振忠（复旦大学）《太平天国以后徽州祭祀礼仪的重整：以抄本〈祭神祀祖大例集记〉为例》、杨华《酬世文献与中国传统礼制的下移》等，均以民间资料对此问题作了新阐述。

    礼制不只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它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也产生了根本影响。吾妻重二（日本关西大学）《日本近世的儒教丧祭礼仪：〈家礼〉与日本》、佐藤トゥイウェン（日本关西大学）《越南“家训”文献所见传统伦理》等，便讨论了礼制在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问题。

    总之，本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从时段上涵盖先秦至近世，在话题上涉及国家祭祀和民间礼仪，在地域上包括中国和域外，范围相当广泛。

    此次礼学会议还体现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来自文献学、历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多维视角，为相关研究注入了丰富内涵和研究活力。

    不同学科的介入，提出了以往传统礼学研究不太关注的一些新问题。例如，吴丽娱（中国社科院）特别注意到老子、九宫贵神祭祀在唐代礼制中的出现，由之说明儒、道礼制的冲突和融合。曾磊（中国社科院）《秦汉社会礼仪中的用色考察：以丧礼和降礼为例》，主要从颜色与信仰的角度，探究了白色与丧葬、投降礼仪的关系。吴飞（北京大学）引入人类学和民俗学方法，讨论传统礼学中聚讼千年的“三年之丧”起源问题，检讨了近代以来对上古族群的研究，从而支持东夷葬俗论。水野卓（日本爱媛大学）《春秋时代的“乐”：从音乐与国家统治的关系出发》，从音乐的角度研究礼制。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以礼为核心的“混合法”体系借鉴》，引入了法律学中的“混合法”观念，用以分析古代礼法及其当代影响。礼图之学也受到重视，丁鼎（山东师大）《中国礼图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马延辉（清华大学）《论杨复〈仪礼图〉之学术价值》二文，既运用了经学研究方法，也反映出考古资料、影视技术为传统礼学带来的良性触动。

    新材料对于礼学研究的推动，也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对考古材料、出土文献的关注。郭旭东（安阳师院）《“方帝”卜辞与殷人祭帝之礼》、刘源（中国社科院）《从“赐贝”到“册命”：金文所见殷周文化制度的继承与变革》、贾海生（浙江大学）《赐服制度与设官分职》、西山尚志（山东大学）《上博楚〈民之父母〉的儒道融合》、杨勇（湖南大学）《秦简祠祀律令及相关问题》、朱红林（吉林大学）《说“下酒”：〈周礼〉郑注的考古学研究之二》、来国龙（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马王堆丧服图考》、吕静（复旦大学）《两汉丧仪中的新元素：漆面罩及铜镜功用之考察》、施宇莉（复旦大学）《乐浪漆箧图像所见汉代礼俗》等文，都特别注意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漆器、铜镜等出土资料。

    二是民间文献的运用。熊术之（北京出版社）《嘉靖初期陈凤梧的地方礼治：以山东、应天两地的公文碑史料为中心》，以及张焕君、王振忠、杨华等人的研究，则披露了与后代礼制相关的碑刻、抄本等民间文献。

    三是域外文献的发掘，如吾妻重二文中采用了大量日本文献，佐藤トゥイウェン的研究则基本信赖越南的汉文资料。

    正如老一辈礼学专家吕友仁（河南师范大学）在《观察礼学对大学文科教材影响的一个视角》中所指出的那样，完全用“封建性的糟粕”来给“三礼”文献和礼学研究定性，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采用多种视角、多种材料，来全面、客观地研究传统礼学，进而将其转化为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益资源，是与会学者的一致呼声。

    （覃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