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民族式、中国味的作品

    4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那时候就是在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继续美术创作和研究。

    从1955年到1965年十年中，我画了不少水墨作品，大多画农民。1955年的《粒粒皆辛苦》和1964年的《说红书》，在国内画界十分受关注。所以人们称方某出名得早，说我是美术界的“少年先辈”。主题人物创作的道路就从此开始了。

    在守住潘天寿“中国画必须以线为主”的基础上，我探索出结构素描的方法，把素描中明暗元素弱化，以线的结构法以及线的团块整体表现，成功地把素描融合到传统绘画里面，为现代人物画服务。《粒粒皆辛苦》画面选取一个农村最为普遍的场景——一个憨厚朴实的赶车农民，在丰收时节，捡拾散落大地上的麦穗，这幅画被称为继徐悲鸿《愚公移山》、蒋兆和《流民图》之后，中国新人物画的典范之作。《说红书》描绘了农村公社的社员们在劳作休息时听讲革命故事的情景，在技法处理上，将西方结构素描法和中国写意花鸟画传统融为一体，被视为浙派人物画风格最成熟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画坛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影响下，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开始重新思考：写实主义的方向何在？中国画的出路在哪里？摸着石子过河，在艺术上也往往是比较可行的办法，每件事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往前迈步。

    纯粹写实终究有它的局限，找到变化的方法很关键。当时我正由杭州调往上海中国画院工作。到上海报到后没过几天，就上了青藏高原，在青海画了大量人物写生，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大草原。藏民在高原上与天地共呼吸，他们脸上的沧桑，几乎浓缩了人一生的艰辛。我心里涌起一种悲壮感、苍凉感，以及对生命的深深敬畏，更专注于如何画出心里的感觉。

    《母亲》这幅画是在改革开放10周年开始着手创作的，那时候人们似乎刚从朦胧的梦境中清醒过来，各种思潮很多。我那时候也50多岁了，积累了一些技法心得。当时我就打算用表现主义来做一些突破。画里母亲代表国家，母亲要保护孩子，她本人就要有能力，光靠爱是不行的，要是虚弱了也不行，我就考虑要做一点夸张处理，体型要像山一样雄伟，在脸型上，我觉得要有一点强悍之气，所以后来决定用藏族人，在形象处理上，故意把藏族母亲处理成向远方眺望，手里护着小孩，眼神中有一点焦虑，也反映出那时候的忧患意识。

    从1996年开始，我策划了如今已成为文化品牌的“上海双年展”，希望能够在积极推介西方当代艺术的同时，吸收外来艺术为我所用。西方现代艺术强有力的视觉冲击力，与传统文人画所追求的淡而弥厚的风格碰撞，促使我将突破的视角聚集到在传统画坛独树一帜的黄宾虹的积墨法上。

    2001年开始，我又大胆将积墨法运用到人物的脸部、手和肌体的描绘上。以2002年的《闲看行路人》为标志，我开始在表现主义造型的基础上运用积墨的方法作多人物的大场景创作，追求强烈的整体效果。《家乡板凳龙》将大片人物处理成混沌一片，“于昏黑中层层深厚”（黄宾虹语），用积墨法塑造运动中的群像。以此图为标志，可以说积墨法画人物的新风格已然形成。

    我对中国水墨画，尤其是人物画的前途，有非常强的信心，为之奋斗而用去毕生精力，也是十分有意义的。我是一个艺术家，最希望的就是我的作品能够有人看。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艺术生涯最好的40年，我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见证者。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对外交流日益增多，我们作为文化人，要始终与党和国家站在一起，辨清正确方向，走正确的路。艺术家只有始终把人民作为创作的主角，像我所画的老农民和母亲一样，只有真正把人民作为作品的灵魂，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来。

    （作者：方增先，系中华艺术宫名誉馆长、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