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教我

    1973年9月，我进入陕西师大中文系就读。

    上大学前，我已尝试文学创作，在县上、地区的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也曾多次给省上的报刊投稿，参加过地、县的业余作者培训班。能被录到陕西师大中文系就读，一心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专业上，我心中是很高兴的。陕西师大中文系的师资力量有口皆碑，许多教师的大名于我都像仰望天上的星星一般：教古典文学的冯成林、霍松林、朱宝昌、高海夫，教古汉语的高元白，教古典文论的寇效信，教外国文学的周骏章、马家骏，教现代文学的黎风，教写作课的阎景翰……能拜他们门下求学，实在是我的幸运。

    在这一长串名单中，阎景翰先生对我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已选定把文学创作作为终生奋斗的方向，阎先生教授写作课，自然祈求得到他的教诲。我还在读高中时，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刘羽升先生向我介绍陕西作家，其中就讲到侯雁北，那时我就知道侯雁北的原名叫阎景翰，我们的邻县礼泉人。刘羽升先生说侯雁北是一位多面手，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样样拿手，二十出头即成名，在陕西师大任教，既是学者也是作家。后来我在1959年选编的《陕西建国十周年文学献礼集·短篇小说选》中，读到侯雁北的《井》，被深深感染。最喜欢的是先生的语言，朴素、清新、典雅，一如画法中的白描。从小读《三国》《水浒》，后来又读孙犁、朱自清，对文学作品中的白描手法甚是欣赏，侯雁北也是运用白描手法的高手，也就肃然起敬。我后来选用“白描”作为笔名，盖出于这种审美追求。

    大学一年级开设写作课，很盼望阎先生给我们授课，但没有，教我们写作课的是宁锐老师。宁锐老师的课教得很好，但心中对阎先生的念想还是放不下，一打听，说是先生有什么历史问题未做结论，还不能登堂讲课。那时“文革”还在继续，很多老教师都不能进入教学一线，阎先生有什么问题，不清楚，心中不免怅然。

    宁锐老师在写作课上，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读户县农民画《老书记》，用文字把画面呈现的内容表现出来。

    这幅画的作者是户县农民刘志德，当时全国兴起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活动，刘志德作为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带领社员群众参加了一系列开山修河、平整土地的劳动。当时上到县委书记下至一般干部，都在劳动第一线，十分感人，这种亲身经历，触发了刘志德创作《老书记》的动机。画面中，“老书记”在开山造田的劳动间歇，坐在一块石头上，身后背着柳条帽，身边放着铁锤、钢钎、垫肩、军绿色挎包，面前一块大石头缠绕着粗铁链，下边是下抬杠。“老书记”脚穿布鞋，高挽裤腿，一面聚精会神学“毛著”，一面漫不经心划火柴准备吸烟。这幅画当时很有名气，参加1973年户县农民画北京展出，又在全国八大城市巡展，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先后有四十余家报刊发表，并被美术出版机构印制成年画、挂历、水印木刻等广泛发行，还制作成邮票。据有关方面统计，《老书记》当年的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去安源》。

    根据这个画面，我展开想象，洋洋洒洒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章，交了上去。

    随后的写作讲评课堂上，宁锐老师把我叫了起来，问了我一些写作时的想法，宁锐老师没有就我的写作展开讲评，只是说：“我要读一位老师的点评，这位老师你们不认识，他就在我们系上，听听他的评语，你们一定会有收获。”

    评语先从写作命题谈起，大意是，读一幅画，写一篇文章，看似简单，其实要写好并不容易。难度在于画面并不复杂，但在画面之外，可以勾连呼应的东西却很多，这个命题写作看似对内容的规定性很强，但对文字表达提供了广阔的延展可能；画面是静态的瞬间，画面之外却可以是轰轰烈烈的动态背景；观尺幅之画，心却要遨游高山大川，缺乏想象和联想的能力，就画写画，就所见写所见，思路窄逼，笔墨拘泥，文章肯定写不好。点破写作要领之后，老师对我的文章展开评述，多是欣赏称赞语，结合行文展开具体分析。我的写作是由里及外、由近及远、又小及大，把想象和联想由画面上荡漾开去，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描写了这幅画外被作者略去的工地的火热场面，同时向纵深开掘，让“老书记”的形象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下定格。整个评析煞是周详具体。事后我统计了一下，老师用红色蘸水笔一丝不苟书写的评语，达700多字。

    宁锐老师宣读完这篇评语后，告知全班同学，写评语的是阎景翰老师，既是教师，也是作家，笔名侯雁北。

    侯雁北！是我尊敬的侯雁北！事后我得知，那时先生不能上讲台，被安排在系资料室工作，但系上知道先生的能力和功底，就让先生阅改指导学员的写作课作业。我的作业有幸得先生阅批，不能不说是我的造化。

    我之所以把先生评述我文章看作是予我的礼赏，不简单是得到一次表扬，让我收获了一份自信，坚定了我走文学创作道路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前行的道路上，相信找到了一位引路人，相信立雪程门必有所得。对于一个苦苦求索的学子，一个跌跌撞撞往前攀爬的青年写作者，没有比这个更幸运的了。

    然而很久，我无缘一睹先生真容。

    一天，在中文系教学楼前，我看见宁锐老师和一个人正从楼里出来。宁老师突然叫住我，说：“来来来，白志钢，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阎老师。”

    对于阎老师，那个笔名叫侯雁北的人，我曾在脑海勾勒出这样一副形象：挺拔的身板，锐利的目光，高耸的鼻梁，精致的额头和下颏，举止潇洒，风度翩翩。读他那些洒脱清新的文字，这样一副形象已在脑子形成，但站在宁老师身边的这位中年人，个头不高，面容有些苍白，即使身上裹着厚厚的棉衣，仍显得很是瘦削。知道他不过四十多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身型似乎还有点佝偻。贴近想象的只有眼睛、额头和下颏。眼睛不大，却目光深邃，额头饱满，下颏突出，有种坚毅的力度。宁老师告诉先生，他欣赏的那篇写“老书记”的文章就是我写的，先生向我点头，以微笑的神情看着我，没有说话。那时，我紧张得说不出话，却希望先生能给我说点什么，哪怕是一句鼓励的话——但没有，先生什么也没说。事后知道，先生就是这么种性格，内敛，少语，他对我并没有多少了解，只读过我一篇写作课作业，该说的，已在评语中说了，其他的缺乏针对性的虚话套话不想说，干脆就不说。

    但总算认识了先生，有了接触。也就少了顾虑，后来专门拜访过先生，在学业上得到先生的指导。上大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表现工农兵大学生“上、管、改”的小说，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小说题目叫《改造》，寄给《陕西文艺》（即《延河》，当时更名为《陕西文艺》）。编辑部很慎重，把稿子打印出来，组织陕西师大、西北大学两校中文系学生代表讨论，倾听意见，后又把打印稿送陕西师大中文系，要听听老师们的看法。这等于给系上的老师们出了个难题，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个新生事物，小说写工农兵学员对旧大学的改造，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现在要让一帮被改造对象对小说表态，这于他们是很有风险的，当时我不知道老师们对小说提了些什么意见，编辑部最后没有发表这篇小说。陕西师大中文系苏成全老师事后和我有过交谈，说中文系看稿的老师有他、马家骏、张登第、阎景翰等，大家觉得小说在冲突的设计、人物的把握上，没有准确概括校园的实际情况。当时心里有些懊恼，但后来形势的发展很快让我多了一些反思，我从一个对“上、管、改”的拥护者转而成为一个怀疑者、反对者、批判者，以至于后来写出泣血含泪的《没有绣完的小白兔》。我的这种转变，不仅关乎写作上的进步与突破，重要的是关乎思想认识和政治立场的拨乱反正。我感谢老师们为我把守住《改造》这一关，没有让我陷入“四人帮”文艺的泥沼中。我要感谢的人中，自然包括阎先生。

    1976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而先生的所谓历史问题仍然没有澄清，还在资料室工作。先生是个慢性子，走路、说话，慢慢吞吞，从不起急，对他的处境也不见有多么上心，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副听天由命的态度。后来我知道，拖拽在先生身后的历史问题，是他在礼泉县读初中时，曾集体加入过三青团，那时他年方十五六岁，还是个懵懂少年。但他在二十岁就投身革命，参加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一野，在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员，那时，他就写了《西进途中》《水》《关于青海的“花儿”》等，刊于《群众日报》《甘肃日报》《新民主报》。先生的经历，解放初期即有政治结论，但长时间内得不到公正对待，但他不计较一任命运的摆弄。在与先生交往接触中，看到他一如既往的从容坦然，特别是看到他那静如秋潭般的眼光，我相信，先生不是随波逐流，只有具有信仰的人，才会在命运的颠簸里守得住那份笃定。

    1977年，陕西师大中文系师生接受《烽火春秋》续集写作任务，先生和我都被抽调到写作组，共同在礼泉烽火待了数月时间。一同被抽调的老师还有马家骏、王志武等。同学写作水平有高有低，写作组把写作能力较弱的学员分配给先生，这样先生的工作量势必会增大，但先生毫不在意，极尽心力，认真辅导每一个学生，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等于把大学的写作课搬到烽火的田间农舍。后来大部分师生撤回，省委宣传部安排邹志安、贾平凹和我继续从事《烽火春秋》续集的写作，此前先生对很多学生写烽火的文章都有精心的修改，这些浸润着先生心血的文章最后成书时都收了进去。

    在最后编辑《烽火春秋》续集的文章时，仔细看着先生留在学生一页又一页稿纸上的修改字迹，不由得又想起先生对我写作“老书记”那篇文章的批阅。先生教我，恩礼以励，而先生教泽宏敷，曾接受他礼馈的学生，谁又能算清有多少？

    直到1977年底恢复高考，七七届学生入学，先生才甩掉了身后的负累，重登讲堂讲学授课。

    在中文系名师中，我曾经担心两位先生的身体，一是霍松林先生，一是阎景翰先生。当时系上办了个青年教师回炉深造班，霍先生给我们讲古代文学，他患有肺气肿，讲着讲着就接不上气，从书袋里拿出一支氧气喷筒，张开嘴向里喷，缓过劲来接着讲。刚喷完氧气，接着他就会点燃一支烟，而且不是什么好烟，两毛六一包的“大雁塔”，边抽烟边讲课。阎先生干瘦，面色苍白，也抽烟，从不见高声大气说话，走路脚步沉缓，外形显得比真实年龄要老很多。两位先生的身体，可以说都不算好，岁月无情，命运会不会假他们以高年？

    事物的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两位先生后来成为中文系的老寿星，霍先生去年在九十七岁高龄上鹤归，阎先生今年九十一仍健在。阎先生做人通透，活得大气，世间大事，从不糊涂，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是非又从不介意。红尘滚滚，牧心灵于兰若净土，世道纷纭，观变幻于云卷云舒，持守一份真我，写意人生春秋，天行健，仁者寿，阎先生的生命之树，雄哉伟矣！

    认识先生，是先生教我作文；懂得先生，则是先生教我做人。先生教我，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