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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1日 星期二

    业余学者做冷门学问

    ——一位图书馆员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

    作者:本报记者 杜羽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11日 09版)

        文榕生编著的部分作品 资料图片

        文榕生编著的部分作品 资料图片

        文榕生编著的部分作品 资料图片

        文榕生是个地地道道的图书馆员。

        生于1951年的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插过队,当过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英语专业大专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工作,半辈子都在和图书编目打交道。

        可到了业余时间,文榕生又成了一位学者,研究的还是一个少人问津的冷门学科——历史动物地理学。

        作为“体制外”的学者,他不用申报课题,自然也没有什么科研经费支持,却接二连三地写出大部头著作,为学界所瞩目。日前,他的新作3卷本、400余万字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由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大鲵、扬子鳄、朱鹮、大熊猫、虎等50多种野生动物在华夏大地繁衍生息、迁徙流动的历史,在书中一一得以呈现。

    1 投身绝学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诗经》中的这首《关雎》,千古传颂,诗中的古代动植物名称“雎鸠”“荇菜”也随之流传。在浩如烟海的古文献中,类似的鸟兽草木之名还有很多。这些动植物今天叫什么名字?历史上生活在什么地区?现在又是如何分布的?

        文榕生多年来所专注的领域,就是将这些古文献中的记载与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古脊椎动物研究、野外动物调查等资料综合比照,研究各种珍稀动物在中国历史上的静态地理分布与动态变迁,这门学问就是历史动物地理学。

        “对于全球虎的起源与地理分布、变迁状况,学界多推崇外国学者的研究。直到近年,我们全面、系统地对早更新世以来中国的虎分布与变迁进行研究,才根据确凿的实物标本、不间断的文献记载、现代野外调查等得出结论,正本清源:虎起源于中国黄河中游,曾经扩散于我国80%以上国土,后才跨出现国境,在本土分化为9个亚种,现有亚种仍居全球之首。”

        “迄今出土的中国熊科遗存中,仅有山西武乡县的一例确定为马来熊,而现存马来熊只生活在云南南部和西藏东南部。从武乡到西藏、云南之间的辽阔地带,不仅多有熊科遗存出土,更存在历史上马来熊分布空白。我们通过搜寻古籍记载,已经证实马来熊的分布曾达到黄河南岸。如若在熊科遗存中再鉴定出马来熊,既有可能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马来熊的分布,也很有可能拉近与武乡马来熊的分布距离。在古代,马来熊并不是仅在热带繁衍生息的动物。”

        …………

        谈起自己近些年的新发现,文榕生如数家珍。

        “文榕生所研究的时段,从距今200多万年的第四纪甚至更早时期开始,一直延续到近现代,把古地理、历史地理和近现代地理时期的动物分布变化研究连贯起来,这在以往研究中还无人这样尝试,具有开拓性意义。”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春看来,过去,学界对于历史时期的气候、植被、河流、湖泊、海岸线、沙漠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动物地理的研究则相当滞后,“历史文献中的动物资料非常分散,同一种动物在不同文献记载中的异名多达几种甚至几十种,再加上我国历史上的地名多有变化,一般研究者很难分辨清楚,所有这些,使历史动物地理学成为一门极有难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是一门绝学。”

    2 青出于蓝

        面对这样一门绝学,文榕生这位退休图书馆员为何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扉页上,印着这样几个字:“永远缅怀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开拓者文焕然研究员”。文焕然生于1919年,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师从谭其骧,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首任历史地理学科组组长,也是我国首位从事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他还是文榕生的父亲。

        文焕然经过40多年的努力,从卷帙浩繁的文献中梳理出了竹林、荔枝、亚洲象、马来鳄、孔雀、长臂猿、犀牛、扬子鳄、大熊猫等动植物在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分布和变迁状况,揭示了许多大自然的奥秘:距今7000年前,亚洲象分布在最北界线约在今北纬40°左右,那时,在今天的北京附近都有野象分布;距今2500年至1000年间,在今天的长江流域周边还有野象的活动;一度濒临灭绝的“国宝”大熊猫,曾在江南、华北一带广为分布,直至20世纪20年代,大熊猫才在江南、华北绝迹……如今,许多动物变迁的历史过程已被人们视作“常识”,而文焕然就是那个发现常识的人。

        1986年,67岁的文焕然去世,留下大量手稿,那是他未竟的事业。

        “我与文焕然先生虽非同一单位,但过去在一个大楼里办公,相邻而处,时常切磋学术。每当我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常看到他在心无旁骛地读书写作。”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文华说,文焕然去世后,他既为这位优秀学人的离去而感到可惜,也惦念着历史动物地理学这门学问是否后继有人,“记得文榕生辗转联系到我时,带来几部经他整理出版的焕然先生遗作。顿时,焕然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

        就是在整理父亲遗稿的过程中,文榕生萌生了继续研究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想法,从此发奋自学。几年后,当李文华再次见到文榕生时,文榕生已经独自撰写了《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等专著,后来还受邀参与了《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的编纂。

        李文华深知,文榕生虽有家学传承,但更多的还是靠自学,“作为图书馆员从事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他无缘获得课题经费,科研成果对晋升助力不大,但经30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锲而不舍,也获得丰硕成果,实乃青出于蓝。”

        在《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后记中,文榕生没有过多讲述自己的学术之路,而是罗列了百余人的致谢名单,其中有侯仁之、史念海、陈桥驿、葛剑雄、辛德勇等历史地理学家,也有贾兰坡、刘东生、马世骏、施雅风等院士,他们中的很多人,出于对文焕然的敬意,出于对文榕生子承父业的鼓励,无私地伸出援手。

        2008年,当文榕生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出版遇到困难时,山东科技出版社“不问出身”,启用社内“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给予支持。国家出版基金更是连续三次对文榕生的专著予以资助。

        “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表明了国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视与支持,对我们作者来说,正是雪中送炭。”对于各方的帮助,文榕生十分感慨。

        然而,在王守春看来,虽然近些年来文榕生成果频出,但毕竟形单影只,“历史动物地理学现在处于后继乏人的局面。由于种种因素,历史自然地理学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研究领域,正处于未老先衰的状态,亟待学术界以及相关部门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给予更多支持,让这一门绝学得到延续和发展。”

        (本报记者 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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