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必证明于史

编者按

    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是由众多地域文化构成的。浙江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新的历史时代，如何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入考察来进一步推动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学术界面临的一大课题。为此，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宁波大学于日前联合举办了“浙学论坛（2018）：浙学·新时代的文化思考”学术研讨会。较之本刊之前所刊浙学文章，本期所选取的三篇会议论文视角独特，可谓有“里”有“外”：《学必证明于史》深入触及浙东史学发展的内在机理或机制，从而抓住了一个学派之所以成为一个学派的“魂”；而另外两篇则将浙学由“古今”问题置于“东西”纬度，在比较的视野里观察其气象与脉络，《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浙学》讨论了浙江传统学术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外部冲击后所发生的变化，《西方文献中的李之藻》，更是以西文文献为依据，对明末浙江学者李之藻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独到的考察。这样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浙江传统学术文化，而且对研究其他区域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

    提到清代的浙东史学，学界公认经世致用为其显著特色，也是其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但本文更为关注的是，支撑一个学派传承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精神理念。从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的学术实践和学术理念来看，深厚的文献基础和自觉的传承意识，无疑是该学派得以赓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学者。他大力倡导经世实学，尤有志于史学研究，明确主张“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他广搜博采，汇聚明人文集多达二千余家，手自披览，采择编选，先成《明文案》217卷，后增辑为《明文海》482卷，被后世学者誉为“一代文章之渊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目睹“桑海之交，士之慕义强仁者，一往不顾，其姓名隐显，以俟后人之掇拾，然而泯灭者多矣”（黄宗羲《南雷诗文集·都督裘君墓志铭》）之情形，黄宗羲十分痛心，故而他尽力搜集记载明末人物史事。他始终认为：“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之人物。”（《南雷诗文集·万履安先生诗序》）

    黄宗羲之学，博大精深，气象宏阔，于宋代以来各家学术，陶冶熔铸，无不会通。后世学者推崇他“以濂洛之统，综会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而浙东地区自宋代以来学术文化就十分发达，史学一脉亦源远流长，黄宗羲曾在一首诗中简要梳理南宋以来浙东史学的发展脉络，并表达了对前代史学大家的敬仰之情。诗曰：“昔也宋金华，文章莫与雠。后此三百年，玉峰为介邱。元明二代史，属之以阐幽。推琴起讲堂，束帛多英俦。直不让南董，于以赞《春秋》。”（《南雷诗历》卷四，《次徐立斋先生见赠》）前代学者既已为浙东史学创辟榛莽，黄宗羲生当易代之际，怀抱故国之思，更毅然以保存一代文献史事为己任。这种以传承文化、延续文脉为己任的自觉意识，堪称浙东史学的显著特色，也是黄宗羲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并为浙东史学开启崭新局面的重要原因。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特设博学鸿儒科，又重开明史馆，网罗明末遗臣和著名学者参与《明史》的编纂工作。黄宗羲坚持孤臣孽子之心，不与清廷合作，但他最终同意弟子万斯同及其子黄百家进京参与修史，并将自己有关明史的著述和搜集的资料交付万斯同，以作修史参考。他说：“元之亡也，危素趋报恩寺，将入井中。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闻素有一词之赞。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诗文集·补历代史表序》）可见黄宗羲把保存一代文献、修成一代信史的希望，寄托在其弟子万斯同身上。万斯同遵其师嘱托，怀抱“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的强烈愿望，接受总裁徐元文的多次聘请，来到京师，馆于徐氏邸舍，不受俸禄，不领官衔，以布衣身份参与修史。他发凡起例，拟定传目，无总裁之名而行总裁之实，史馆凡“建纲领，制条例，斟酌去取，讥正得失，悉付万斯同典掌”（钱林《文献徵存录》卷一，《万斯同传》）。在史稿的修订方面，万斯同耗费心血精力尤多。当时诸纂修官分别撰写的史稿，最后都集中于总裁之处，由万斯同审核修改，排纂成编。据记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鲒埼亭集》卷二八，《万贞文先生传》）今宁波天一阁珍藏的万斯同《明史稿》，其上多有朱笔、墨笔以及白粉笔先后数次修改涂抹的字迹，足证万斯同为《明史》纂修付出的心血。今本《明史》能成为二十四史中继“前四史”之后编写质量较好、学界评价较高的史书，与万斯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全祖望（1705—1755），人称谢山先生，是浙东史学传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他私淑黄宗羲、万斯同，于黄宗羲尤仰慕有加，一生读书治学，成就卓著，其史学研究的文献特色尤为突出。他曾与礼部侍郎李绂一同借抄清宫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开启清代利用《永乐大典》的先例。又致力于整理校注历史文献资料，撰成《七校水经注》《汉书地理志稽疑》《困学纪闻三笺》等书。在乡邦文献的搜求和仁人志士的表彰方面，全祖望与黄宗羲更是一脉相承，声气相通。他生活的甬上，自南宋以来，就是“忠义之邦”和学术之乡，明清之际又是江南抗清的重要基地，故而“明季遗民之盛，莫如甬上”，忠义之士，多出其间。全祖望浸润其中，深受影响，他不遗余力，多方发掘其乡先贤及江南地区志士仁人生平行迹，大量撰写墓志、传记、碑铭，阐幽发微，唯恐不及。据统计，全祖望《鲒埼亭集》中墓铭传状之文共计32卷，占其文集全部88卷篇幅的三分之一以上。而在这多达32卷的篇幅中，他总共撰写了210篇传记碑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记载明清之际人物及相关史事的碑传文字。如孙嘉绩、钱肃乐、张煌言、张肯堂、沈廷扬、张名振、董志宁、王瓒爵等诸多仁人志士，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万斯同、刘献廷等著名学者，无不囊括其中。而全祖望在为他们树碑立传时，不仅极为重视厘清其生平行迹，阐扬其忠义大节，而且笔端常带感情，字里行间多凛然正气，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章学诚称赞“其文集专搜遗文逸献，为功于史学甚大”（章学诚《校雠通义外篇·与胡洛君论校胡稚威集二简》），可谓知言。

    章学诚（1738—1801），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在史学理论、方法等方面造诣独深，“其中倡言立义，多前人所未发”，“于古今学术渊源，辄能条别而得其宗旨”（章华绂《文史通义跋》）。他十分重视文献史料，在与学者讨论方志纂修问题时，曾明确指出：“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予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方志略例一·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对史料包罗范围、文献采择方法等问题，章学诚也多有论述。他还专撰《校雠通义》一书，阐述文献整理的宗旨和要义。其中所倡“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宗旨，至今仍是学界公认的文献整理及目录编纂的最高标准。

    而在清代浙东史学的传承发展上，章学诚堪称是予以总结扬厉的有力殿军，所撰《浙东学术》一文，首次从理论上对浙东学术做了高度概括。他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正是因为章学诚明确梳理了浙东学术从宋至明而清的渊源流变，大力倡导浙东学术“切于人事”的经世性质，并揭示出其“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特色，尤拈出史学一脉中自黄宗羲开启新局，经万斯同弟兄继武其后，至全祖望接续其意的传承线索，可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自此而后，浙东史学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流派，始逐渐为学者所认同。

    综而观之，清代浙东史学在其开创、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文献特色和自觉的传承意识。从黄宗羲，到万斯同、全祖望，至章学诚，无不重视读书，重视文献史料的搜求、整理和鉴别，重视史事、人物、典制的记述，重视史学精神的坚守和史学要义的阐发。正是这种扎实的文献基础，为浙东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赋予了浙东史学朴实厚重的品格。而浙东各位史学大家所具有的自觉的传承意识，所秉持的坚定的文化担当，不仅为浙东史学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大大发扬了中国古代学人士子自觉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思想理念，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发展史上又一典型范例。

    （作者：黄爱平，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