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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开启对建筑的追溯之旅

    ——读《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

    作者:王亚惠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31日 16版)

        罗马角斗场

        《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何晓昕 罗隽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读书者说】

        汉学家宇文所安谈及中国古典文学时,颇敏锐地提出,古典作家的创作动力,来源于对不朽的期许。所谓不朽,即是时间消弭的印痕,抹除生与死的界限,借助作品一次次地被翻阅,作家被读者不断地记起并评价。这样,古典作家的身躯虽不复存在,但其精神记忆永不消逝。

        其实不单单是文学,任何一种艺术都带有对不朽的渴望。现实生活如此,人亦如此。人类的存在从来不是因为当下,而是因为堆叠的过往记忆。记忆决定了我们的模样,记忆也构成了人类的历史。如果说作家书写的记忆是内在的、抽象的,那么,建筑家通过建筑表达出来的记忆则是外在的、具体的。建筑应当是诗意的栖居之地,除了实用之外,更应该有种意义上的指归。这就是说,建筑不单纯是技术的,还包含着人文性和历史性。古建筑和城镇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应当重新被记起和修复。

        何晓昕教授和罗隽教授合著的《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一书,便是对建筑和城镇记忆的追溯之旅。本书主要讲述了欧洲四国是怎样在时间的打磨、战争的摧毁、人为的破坏等外在威胁下,保留住悠久的建筑和城镇,拥有属于本民族独特的建筑景观。这种追溯,不仅展现了欧洲四国修复建筑和城镇的方式,更剖析了其后所隐藏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建筑和城镇从来都不是个体,不能被独立看待,而应放在一个时代和民族的语境下去观察。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记忆才不会消失,一个民族的特性也才能通过建筑直观地表达出来。

        在《时光之魅——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一书中,作者认为欧洲四国的建筑和城镇保护的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对记忆的保存。比如,书中提及的意大利建筑的记忆是“伤怀”,法国建筑的记忆是“破坏”,英国建筑的记忆是“对往昔向往的情感”,德国建筑的记忆是“对民族身份的强烈追求”。这些都是一个国家建筑记忆的化身,也是理解和保护古老建筑的关键。那些致力于保护古建的建筑家们,便以此为中心,展开了各种尝试。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或者他们的观点遭遇到严厉抨击,但在这些具体的实践之中,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保护和修复古建的重要意义。

        在一般人看来,建筑提供了居住场地,为我们遮蔽掉外在威胁,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栖居之地,这是建筑的基础作用。在这本书里,建筑还被认为是一种文化记忆,它带有自身归属感和情感指向。比如书中提到的勒-杜克对圣玛德琳教堂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修复,即大面积拆掉重建,这对早期的圣玛德琳教堂可谓是致命性毁灭。勒-杜克选择这种修复方式,一是来源于对“风格统一角度”的需求,二是由于其内心深处对宗教的怀疑态度。这样,现今呈现出来的圣玛德琳教堂,已不单纯拥有868年修女建造的修道院的记忆,而是在历经多次修复之后,重叠上了后人的记忆。我们透过对圣玛德琳教堂的修复,从墙体的设置、拱形的变化、外在的装饰等等,可以窥探法国历史、文化乃至宗教的变迁史。

        这就是保护建筑的意义了。记忆构成了人类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记忆的存在,我们才能准确地认识自己。古建筑作为一种记忆,能提醒我们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些伤痕累累的建筑,控诉着战争的残忍和无情;那些宗教气息浓郁的装饰,表达着先人对宗教的痴迷;那些风格新奇的哥特式建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性。正如书中写的那样,“历史建筑受到保护的原因不仅在于其历史价值,也因其固有的美、建筑质量及教育价值。”我们能在古老建筑里看到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它既有外在的建筑形式,又包含着深远的精神含义。

        我想,若我们徘徊于某一个陌生国度,能迅速辨认出这是属于哪一国的建筑,那这个国家的建筑记忆便构建起来了。因为这些建筑所蕴含的文化和审美,决定了它只能属于这个国家。

        保护建筑和城镇并不是一时就可以完成的,它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欧洲四国的修复之路,就是在一步步摸索中前进;修复建筑和城镇不能盲目借鉴,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建筑特色,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去适应不同的修复对象。本书列举了欧洲四国保护建筑和城镇的具体做法,像是意大利对建筑的先天崇拜,让他们把绘画和考古也融入建筑保护之中;像是法国努力寻找“匠人们当初制作建筑时的真正尺度感”,在回归原初和融入现代元素之间徘徊游离;像是英国侧重建筑的“风景如画”,努力保持古建的原真性;像是德国,在家国和人类之间争论与取舍……每个国家对建筑的保护,都融入其先天特性,在保护和破坏中取得一个微妙平衡。古建筑、古城镇因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后,需要做的就是保护原有特色和记忆,但要做到完全意义上的保护显然不太现实,保护本身,就是在改变原有的历史肌理,大多数建筑家就只能在保护和破坏之间寻找平衡点了。

        显然,这本书虽详细列举了各国保护建筑和城镇的经验,但都没有给出最终的确切标准。在作者看来,没有一个修复实例是绝对好的,也没有一个修复实例是绝对坏的。辩证地看问题,或者说让每位读者去思考修复的可能性,是作者的用意所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欧洲四国在建筑和城镇保护方面的经验,或多或少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特别是本书最后从单体、区域和城镇三方面的实践入手,这就从单个建筑上升到了整体建筑,我们要修复的不仅是单个古建,更应该有全局视野,从整个区域环境或者文化背景入手,去协调单个建筑过去与现在的平衡,去寻求多个建筑之间的关联,进而建立起风景如画的切斯特,或者“不死的威尼斯”。

        这本书毋宁说是一本介绍欧洲四国建筑和城镇保护的书,更应被当成中国建筑和城镇保护警醒之书。书中在谈到一些经典的保护建筑和城镇案例后,会追问比对一下中国应当如何修复与之相近的建筑和城镇。于是,表面上大谈欧洲的保护举措,其实质,仍是在为中国建筑和城镇保护寻找一种途径和可能。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速度也紧追其上,新的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这并不代表可以盲目追求新潮建筑,随意舍弃古建筑和城镇。何晓昕教授和罗隽教授再三指出,对一个民族来说,古建筑和城镇才是根本,它不仅拥有自身的美感,更铭刻着一个国家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我们要建设文化自信,建筑和城镇保护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梁思成先生一生致力于建筑和城镇保护,他曾对学生说,古建筑和城镇绝对是宝,而且越往后越能体现出它的宝贵。梁思成先生深感古代建筑和城镇的伟大,他不遗余力发掘和保护被遗忘或者濒临消失的建筑。他知道,这些都属于中华民族,这些也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像北京城墙、佛光寺、应县塔等,都已不单纯是外在的场所,而是内在心灵的完美展示,是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和内在心灵史。

        唯其如此,保护中国建筑和城镇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在于建筑背后所带有的各种记忆。人是短暂的存在,但借助建筑、哲学、文学等等,我们或许能够超越这种短暂性,去追寻自己和人生的根源,从而获得长足记忆。可以说,这是本书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中国建筑应当回归,应当凸显中国本土的建筑特色;建筑家应当担负起保护的重任,在重视历史肌理的同时,适度融进当代创造性,让建筑和城镇成为一个国家长久的历史记忆。

        (作者:王亚惠,系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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