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全球化引向歧途

    作为一个以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一度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南。1990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系统化，形成“华盛顿共识”，并用于指导拉丁美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新自由主义遂成为在经济全球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所谓“政治、经济范式”。

    新自由主义推崇彻底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完全市场化，对内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和调控，对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贸易与投资的完全自由化。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之初，一度带来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但“华盛顿共识”出台后，以拉美地区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沿新自由主义指引的方向实施改革相继遭遇失败。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乱象丛生，一些西方国家也深受其害。

    新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化与市场化的自由结合，推动全社会过度追求利益最大化，导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深等不良后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因对新自由主义方案照单全收而备受经济严重衰退的折磨——一些拉美国家因“模范”遵循“华盛顿共识”制定和实施全面市场化的经济政策而出现经济社会全面倒退；一些非洲国家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西方各类跨国公司实施新自由主义设计的“结构调整项目”以来，纷纷陷入经济衰退、政局动荡、社会分崩离析的悲惨境地；泰国等亚洲国家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下，1997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货币严重贬值、大批银行倒闭，努力多年取得的经济成果毁于一旦。

    新自由主义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严重伤害了西方国家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在美国，全面市场化引导大量资金投入能够迅速获利的虚拟经济之中，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造成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衰落。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所有者、金融高管与科技精英如鱼得水，但劳工阶层和大多数中下层管理人员的就业境况却日趋恶化。据统计，在1977年至1999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00万个。这一态势造成收入与分配的高度不平等。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大约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22%，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用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话说，美国已经变成“1%所有，1%统治，1%享用”的社会。而今，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西方国家内部造成社会分裂和紧张关系已经接近爆发的临界点。

    与此同时，一些以新自由主义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国际机构在制定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时，通常都以有利于扩张西方国家经济霸权为出发点，在客观上导致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地位的不平等。西方国家垄断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以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参与国际化生产，如此，二者对利润与世界生产总值的占有比例形成巨大反差。西方国际垄断资本越过各国政府的约束直接攫取财富，“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崭露头角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世界人口中10%高收入人群，特别是1%的顶层的财富增长突飞猛进，而其他人群的实际收入却出现大幅下降。

    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而一些西方国家为把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则往往在经济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培养亲西方知识精英，加大意识形态渗透，甚至对那些“不听话”的国家直接发动军事打击，致使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陷入动荡不安、冲突频仍、恐怖主义泛滥之中，成为被经济全球化遗忘的角落或“梗阻地带”。西方国家“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的奋起抗争，则直接导致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盛，而这些“主义”无一不带有强烈的“反全球化”色彩。劳工阶层集体“向右转”，使保守主义拥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2016年6月，英国“提前”决定“脱欧”，2017年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先后退出TPP、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进一步使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相继告别殖民主义时期、冷战时期，今日“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世界各国能够分享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多，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加以应对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也越来越多。新自由主义至今仍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广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核心内容的发展模式，致力于把经济全球化变成西方化，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缺乏现实性与可行性。

    自主是自由的前提，选择的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各国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尤其不存在标准答案。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今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能够也应该根据自己国情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和模式。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如此。由自己定夺最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式，可以在不断探索与尝试中积累经验，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发展的潜能和积极性，而多种模式、多种道路并存，则构成国家间相互分享发展经验，相互创造和提供发展机遇的重要前提。如果各国自主选择的模式与制度都能得到足够尊重，经济全球化自然会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将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复杂性转化为共同发展活力和动力。冷战结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走自主发展的道路并取得成功，在世界各地区形成多个发展中心，为经济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而新自由主义反对发展中国家在西方之外另辟蹊径，其结果必然是将经济全球化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