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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2日 星期一

    城市哲学视域中的“三农”问题

    作者:强乃社 《光明日报》( 2018年10月22日 15版)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作出了重要部署,为推进城乡融合、解决“三农”问题、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背景下,从城市空间哲学视角全面把握城乡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当代趋势,从城市与乡村的辩证关系出发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对于推进农业兴旺、农村美丽、农民富裕进而从总体上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城乡关系视域内理解“三农”问题

        城乡关系是城市哲学研究的对象之一。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提出“现代性的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乡村的城市化”的科学论断,论证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条件和具体路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预言,在资本主义以后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城乡融合将真正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将得到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理论,把握我国城乡关系发展规律,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开启了协调城乡建设发展的生动实践,在推动城乡融合的过程中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短板。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只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三农”问题彻底解决好,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齐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是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让包括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贫苦落后地区农村的所有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成果,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城乡发展的整体水平。

        从城乡关系的大视域中来看,随着世界范围内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如果说城市曾经是乡村汪洋里的孤岛,那么如今在很多地方,乡村已经变成了城市的郊区、花园或者城市人休闲、旅游观光之处。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影响力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乡村,城乡关系跃升到一个以城市为主导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8.5%。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正是基于我国城乡关系发展实际而作出的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

    以城镇发展带动乡村振兴

        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下的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基础上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在农村的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现阶段,需要以城镇化为方向引领,以城镇发展为带动补充,通过巩固和扩大城市对农村的涓滴效应进而解决“三农”问题。这是对城乡融合体制机制下以城带乡、以城促乡的政策引导和路径选择。

        第一,以城镇的发展促进“农业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要求,需要解决好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单靠农业自身的需求往往导致农业发展乏力,必须把需求和供给置于城乡关系上来考量,利用城市集聚而产生的多样化需求,拉动与推进农业的供给,从而推动农业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产品和服务进入城市市场的渠道还不够畅通,以及城市对农业类产品与服务的有效需求不足。从一定角度看,以城镇为核心的聚集能够形成比较好的市场条件和多样化需求。这种聚集起来的需要,对于加强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因此,农业的繁荣和强大,需要以城市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条件。

        第二,以城市相关产业助力实现“农村美”。在当代中国,很多农村景观破坏、生态恶化,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偏低有一定的关系。具体说来,农村景观问题与有关文化产业建设和设计水平低有关;导致生态恶化的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因素,主要和有关产业水平低有关。由此,必须以高水平的城镇化、工业化甚至信息化、智能化为支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型小镇,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景观和生态问题。

        第三,以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推动实现“农民富”。现代社会条件下,农民已经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而日益成为一种为市场、社会而生产,处于社会总体分工体系中的职业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身份与角色的当代转换。城市社会语境下,再以传统的方式从事传统农业很难实现农民的富裕。推进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成为市民,或者以集约化的方式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是提高农民富裕程度的重要路径。

    从文明的城市特性认识乡土文化

        从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的互动关系中认识乡土文化,重视城镇化的统合效应,对于更新乡村文化观念,发挥现代乡土文化在推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软实力”功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在乡土社会理论看来,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乡土社会,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占据着历史的大半个时空,凝结成中国特有的乡土文化。然而,城市和乡村总是相伴而生,“乡土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全部特性之所在,事实上,中国文化在具有乡土性的同时,也带有一种深刻的城市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风文明”的文化建设要求,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下,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引入城市视角,让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水平。乡风的形成与演变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要重视城市要素在乡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在城市背景下理解乡愁文化,厘清乡愁的本质。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化作品中,乡愁描述都是牵动人的文化神经的描述,然而这种乡愁从来就不是置身于乡村里的人的乡愁,而是离开乡村的人的乡愁,乡愁只有在城市背景下才成为乡愁。记住乡愁的根本意义,不在于回到想象的乡村,而在于以新型城镇化为方向建构更为和谐、美好的乡村空间。

        总之,推进城乡融合、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和谐发展,需要更为自觉的城市视角,需要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需要从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出发,探索与推进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

        (作者:强乃社,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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