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黄土的民族文化身份

    【守望家园】

    说起黄土，你是不是觉得太普通了，有什么可说的？你是不是会首先想到这些与它有关的词语：土里土气、土得掉渣、土人、土俗、土物、土话等等？你是不是还会想到，那普天而来的沙尘暴，卷起漫天的黄土，扑面而来，惹起一阵阵的怨声载道？

    细小毫末、极其普通的黄土，留给人们的，难道都是一些低贱、卑微的形象？是可以被忽略，被小看，可视而不见，或见多不怪、被踩在脚下也毫无怨言的无名之辈？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看黄土的另一面吧！

    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地。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划分的中国古代文化起源的六个区域中，豫晋陕邻境的黄土高原东端是其中的重要地区之一。1921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等来到河南省西部的渑池县仰韶村做考古调查，他最先就是在一条黄土冲沟的断崖上发现了裸露的石器和陶器残片。之后，他和中国学者一起在这里开了17条探沟，成为通过黄土地层了解地下文化现象的首创。他们在这里发掘、发现并命名的“仰韶文化”，成为我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被苏秉琦先生称为“中华文化的主根系”。遗憾的是，安特生在这里犯下的错误和留下的遗憾也是因为他把黄土文化层和黄土自然地层混在一起，采用了水平层位的发掘方法，因而难以分清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界限，既误导了他自己，也误导了中国考古界好多年。之后，他和中国学者在河南、陕西、甘肃的所有考古调查，主要活动也在黄土高原地区。

    1926年，我国考古学开创者之一的李济先生，在山西南部的西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首开了在黄土层上开探方和留隔梁的发掘方法。这种方法，至今还是我国田野考古沿用的主要手段之一。1931年，梁思永、吴金鼎等在安阳后岗发现了仰韶、龙山、小屯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这种通过黄土文化层来区分文化年代关系的“后岗三叠层”，被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誉为“中国史前考古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

    总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外考古学者早期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从肇始到成熟，从河南、甘肃，到山西，对诸多遗址的调查和发掘，都是在黄土地上进行的。黄土高原地区，不仅成为我国考古学的诞生地，从这些地区得出的考古成果，也证明了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

黄土，是我国古代北方粟作农耕文明诞生的基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食”则以土为本。在我国远古时代北粟南稻二元结构的农业文明诞生时期，北方的粟作农业就诞生在黄土地上。考古发现最早的驯化粟标本出现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沟遗址，距今已有8200～7500年。这一地区位于整个黄土分布区的东北角。之后，经过1000多年的进化，到仰韶文化时期，粟作已经成为我国北方地区主要的生业经济。这期间，黄土高原地区，无论气候处于升温期、大暖期，还是降温期，黄土极强的抗干冷和温湿能力都显露出很大的优越性：雨水多时，它的垂直节理结构有利于雨水下渗、贮存；干旱时，又可以将地下的水分不断地吸引到地表，以支撑植物生长。特别是由于它的沙质疏松结构和垂直节理，又便于耕作，无论是早期的刀耕火种，还是后来的锄耕、耜耕、犁耕，对原始的石锄、石铲、耜、犁等工具来说，都能适用。这些条件，满足了粟作物的农耕要求，也就给人们提供了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基本食粮。正是这种连续不断的食物保证，才保证了以黄土为主的北方地区的文明代代相传下来。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文明能够保持5000多年连续不断，首先应该感谢的，是这片厚厚的黄土。

黄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我国著名的环境考古学家周昆叔先生在研究黄土与人的关系时指出：“江南土壤多种多样，看似和黄土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也有。长江流域也有黄土，三峡就有，南京也有，只是厚度各地不太一样。太湖地区的黄土层不厚，在低的地方，黄土都被冲刷掉了，高一点的地方，黄土才能保持住。黄土地块大小不一，几十平方米大的也有。但不管怎样，遗址多分布在黄土上。类似地，现在山东中部的村落，也多坐落在黄土的地带。”周昆叔将之称为“择黄土而居”。这种现象，在北方的黄土高原地区更是表现突出。

    当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从洞中走出来，就开始采取像《诗经·大雅·绵》说的那样“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的居住方式。从地穴、半地穴、生土窑洞，到地面建筑的木骨泥墙、夯土墙，到土坯、泥砖砌墙的房屋，无论建筑的形式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黄土既是建筑存在的基础，也是建筑的主要原材料。可以说，哪里有黄土，哪里就有人类居住，哪里就有古文明诞生。

    《韩非子·十过》说尧“饭于土簋，饮于土铏”，是说在尧舜时代，人们的饮食器具都是用土烧制的陶器。从考古发现来看，在黄土高原地区，早在前仰韶时期，陶器就已经诞生了。到了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大量陶碗、陶钵、陶缸、陶罐、陶灶、陶纺轮也证明，用黄土烧制的陶器，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生产用品，它们的使用时间要比其后的青铜器、铁器、瓷器等更长、更普遍。

黄土，与中华民族的始祖崇拜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但是，黄帝为什么称为“黄帝”？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给出了答案，说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从传说中黄帝的活动范围来看，今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地，都是黄土分布的区域。可见，黄帝之“黄”，确与黄土之“黄”有分不开的关系。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的名字在《说文解字》中称为“河”，在《山海经》中称为“河水”，《水经注》中称“上河”，《汉书·西域传》中称“中国河”，《尚书》中称“九河”，《史记》中称“大河”。到了西汉，由于河水中的泥沙含量增多，才改称它为“黄河”。之所以如此，就是由于河流中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夹带了大量的泥沙，河水变黄而得名。从180万年前黄河岸边的山西西侯度人开始，到其后10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和30万年前的大荔人，到7万年前的山西丁村人，到距今7000～5000年新石器时代的仰韶人，一直到当代，人类活动的足迹遍布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的黄河金三角黄土高原末端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和文明火种繁衍的主要地区。而这一切，都与黄河两岸黄土的养育和黄河的滋润难以分开。我们今天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真正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

    从我们上面列出的这些黄土与文化、文明有关的事实来看，谁还能看轻黄土的身份吗？

    其实，从中国古代开始，从圣人到民间，都给予黄土以充分的尊重。女娲用它创造了人，黄帝因它得名，“河水”因它而名“黄河”，《禹贡》誉它为“上上”土。也正是因为人们赋予黄土这么高的身份，从上古开始，我国就有了“社稷祭祀”制度，并把国家称为“社稷”。北京中山公园内保留着明代所建的社稷坛，最上层铺垫着五种颜色的土壤：东方为青色、南方为红色、西方为白色、北方为黑色、中央为黄色。黄土，象征着居中的黄帝，统治天下，掌管四方土神。在这里，黄土被封誉了最高、最尊贵的身份。

    《白虎通》曾设王者为何有“社稷”之问答云：“为天下求福报功。以‘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一一祭之也，故封土立‘社’，‘社’为‘土神’；谷物众多，不可遍及祀，故封谷立‘稷’，‘稷’为‘谷神’之长。”这就是说，当时的国家统治者重视土壤和粮食，认为“神”可以引出万物，祭“神”可以保障五谷丰登。社是土地神，稷是五谷神，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叫作“社稷”。

    寰宇苍苍，天玄地黄，黄土有德，黄土有情。黄土，来自于天上，堆积在地面，是上天的使者，是大地的客人。这种天地间的契约，是中华大地最美的生态奇迹，也是中华大地最美的环境奇观。如今，黄土已经成为环境和生态保护、产业资源利用和开发的重要对象。黄土的地貌、地质、地理和气候，黄土的民俗、民风、生态、遗产和产业，必将成为当代人创新、创造的新鲜话题。

    中华民族作为“黄土的儿女”，我们不应该给黄土一个它应有的、尊贵的文化身份吗？

    （本文在定稿过程中，曾得到曹兵武先生的指导，特此致谢。——作者）

    （作者：侯俊杰，系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