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事也是人事

    【读书者说】

    海上丝绸之路是近年新的研究热点。沉船发现、水下考古、外销瓷、海洋贸易，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与之相关的，商船分类、港口空间、建筑遗址研究等也纷纷兴起，传统的重人崇文的历史研究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急匆匆踏上海船，却发现对“海丝”沿线的港口城市知之甚少，即使对像广州这样古代重要海港城市也是雾里看花。

    千年以来，广州这座海风吹拂、容纳八方的城市，如何以开放的心态拥抱异域文明，中外文化的磨合相融如何悄然改变着城市的肌理，海盗抢掠与正常商贸如何竞争博弈，面对这些问题，很多研究者或是大而化之，空喊口号，或是回避史实，默然无语，读了这样的广州历史研究，犹如在海船上摇神荡意，晃悠晕眩。然而，蔡鸿生先生新近出版的《广州海事录——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勾勒出广州千年前的足迹，填补了许多人所不知的知识，令人耳目一新。

 一

    这本书首先破题，解读了“舶”字的来龙去脉，认为海洋史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舶”，尽管其语源众说纷纭，但都表现了中国人海洋意识的觉醒，“番舶”“蛮舶”“广舶”“昆仑舶”“波斯舶”都反映了海洋贸易的扩张。

    尤其精彩的是，作者从一般人不重视的古代海舶生活形态入手，探讨海事史上的人事本质。一艘入海放洋的船舶，就像是一个浮动的社区，带有陆地生活的烙印。比如说，古人出海航行如何备海粮，很难从传世史料中找到记载，作者却通过唐代鉴真和尚从扬州渡海去日本的一份海粮清单上，看到当时人的海粮结构，了解了主食和副食、生粮和干粮的搭配。由于远离陆地，缺乏可以补充维生素的新鲜水果蔬菜，所以水手们还携带甘蔗以减少患坏血病的风险。此外，该书还详细研究了舶人分工、淡水供应、海难救护、船舶联络、疾病防治、祈禳仪式和娱乐消闲等内容，避免了以往研究“见路不见人”“见舶不见人”“见货不见人”的弊端。

    围绕海上日常生活，作者从泉州南宋沉船中发现的象棋子和“南澳1号”沉船上的骰子、围棋子，观察古人如何排遣长期海航的沉闷，从沉船中清理出的铜质针灸针，观察古人如何在海航中治疗与预防疾病，进而关注到出海人的祈禳对象并不都是妈祖，在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海外贸易中，不同海域有不同的保护神，有的佛巫精灵杂糅，有的“天后”女神庇佑，在“七洲洋”和“昆仑洋”这样的海难频发区，更是飘荡着“海的哭声”。那些荒诞不经的祈禳迷信，蕴涵着人愿与天意“合二为一”的心理，是点亮人心的万神殿。

二

    如果说千年前阿拉伯人所写的《中国印度闻见录》书中掺杂了一些对遥远国度的想象，那么，千年后的《广州海事录》对散失史料的考证“还原”与碎片信息的深度“修复”，则使千年来广州演变的纹路和轨迹充满了别样的活力与韵致。在古老的广州城里，急需填补的不仅是商行店铺和装卸码头，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广州海事录》让那些应该铭记在史册中的传奇人物被逐一发掘出来。

    作者敏锐地抓住市舶时代广府的新事物，即新官制“市舶使”、新族群“昆仑奴”、新社区“番坊”、新舶货“琉璃瓶”以及新行业、新礼仪等，说明广州不仅是唐代市舶贸易的发源地，而且也是蕃汉经济和文化交往的推广区。为了释证旧闻，作者考释“波斯舶”即“西域贾舶”，既爬梳了海内外史料记载，又利用墓志材料与出土银铤铭文作为实证，从而使岭南文化中的波斯印痕显现出来。

    广州蕃坊人家，岭南的昆仑奴，海商的伦理，宋代蕃长的事迹，市舶宴的影响，以及“舶牙”经纪人的源流，举凡在市舶时代广州海事的种种景象都被作者纳入视野中，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前所发生的海外通商历史，在他的破解、释证下被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例如，广州、福建的海商都很“精”，亲生儿不下海，让养子去冒风险，这跟儒家伦理强调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差远了，经济利益突破了伦理教条。又例如，蕃坊里边居住着外籍人士，分析七八户蕃坊人家，就可看出海外风情社区的人文特征。从实质上看，广州蕃坊不是“化外之坊”而是“华化之坊”，不是自发的蕃人聚落，而是经官方批准的市舶制度与城坊制度相结合的产物。

三

    在《广州海事录》中，明清时代的研究占了一半篇幅，不少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例如最著名的瑞典“哥德堡号”，18世纪往返于广州与欧洲之间，近年水下考古在沉船内打捞出瓷器和茶叶，轰动全球。收入本书最早的一篇就是《清代瑞典纪事及广州瑞行商务》，专写瑞典商人在广州“瑞行”经营生意的状况，得到瑞典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清代广州荷兰馆，是专门贩运茶、丝、瓷等外销货的商馆。蔡先生发掘史料，按照新航路发现后中国贸易的链条，考证荷兰使团在清廷“朝贡”体制下的活动，带来了计时怀表、千里镜、哈巴狗、荷兰豆等，画出了广州“舶市”独特的跨文化贸易长卷。

    广州既是市舶时代“朝贡贸易体系”中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洋舶时代官方民间混合贸易的海洋城市。目前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些人喜欢骑鲸遨游、牵星飘洋式的大概念，而对海路的险阻和航行的艰辛视而不见，急功近利地划几条线，似乎就能破浪穿云、疾驰过海。已经85岁的蔡鸿生先生“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把历史上的“海丝之城”研究真正做深、做细、做实了。我作为蔡先生的“编外博士生”和白头弟子，对他的学术人生一直感佩不已，他将历史的符号融入时代的内涵，不只讲海丝路线，不只看出入货物，而是紧紧抓住最关键的人，“以人为本”既是全书的重点，又是把“海丝”概念实体化，把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做成了人类生活的海洋版。

    蔡先生提出对历史研究的“热点”要作“冷处理”，精神产品的生产要学会“退烧”，应是我们时刻不忘的教诲。

    （作者：葛承雍，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