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有时不好对着他人赞许自己的作品,可对家人,就有些发自深心的自信和表达。沈从文新婚不久,因母亲患病,赶回老家。途中许多时间是乘船。船行之处,是滋养沈从文的山水。他的心,不由地放开,有许多话要对张兆和说。于妻子没什么好隐瞒,对自己作品也不由地称颂起来:“吃饭以前我校过几篇《月下小景》(按,沈的作品),细细地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这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1934.1.15)
过了一天,沈从文再次言及此书:“《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说自己写作“聪明”,却不让人感到可笑。杰作在那摆着的。
沈从文乘坐的船停在河街旁边。这使他想起了自己的作品:“这种河街我见得太多了,它告我许多知识,我大部提到水上的文章,是从河街认识人物的。我爱这种地方、这些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真古怪!我多爱他们,五四以来用他们做对象我还是唯一的一人。”(1934.1.14)从“五四”至此的作品看去,沈从文说得虽然自负,却是事实。甚至至今,把这些人如此精妙、如此美地写入作品者,似乎未见第二。
过了一两天,沈从文又说到自己作品:“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今天读其作品,仍感到沈从文真有资格如此说。他当时以为自己的好作品有哪些呢?“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我预备选的仅照我记忆到的,有下面几篇:《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串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都市一妇人》《虎雏》。(以一个性格强的人物为主格,有毒的放光的人格描写)《黑夜》。(写革命者的一片段生活)《爱欲》。(写故事,用天方夜谭风格写成的作品)”几乎一句话概括自己一种作品类型。自信满满,且深透、精当。
后来不写小说了,有遗憾。可仍有自信:“我每晚除看《三里湾》(按,赵树理小说)也看看《湘行散记》(按,沈从文名篇),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1956.12.10)一个人内心倘没有这点自信,如何写作?其他个别处,沈从文还在与他人比较中,对自己作品优长有恰切表述。不过已经超出题目限定,姑且不表。
另外一个可说说的是胡适。胡适一生,写下那么多造成影响的文字,可相关自己成绩的,却几乎找不到。那一辈人的谦抑,在骨子里。
胡适的大贡献,在以新思想开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他该有理由领得“头功”,可是,在1935年应出版社之邀编选的《建设理论集》(1917—1927)的“导言”中,却几乎见不到直接谈及自己的言辞,只能隐然感觉。譬如说:“《新文学大系》的主编者赵家璧先生要我担任‘建设理论集’的编纂,我当然不能推辞。”俨然“舍我其谁”之态。对于提倡白话文的重要功绩,胡适仍未直接说,他只是引用了陈独秀的一句话:“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不肯全然领受。在谈到实际功绩时,他这般概括:“这二十年的白话文学运动的进展,把‘国语’变丰富了,变新鲜了,扩大了,加浓了,更深刻了。”虽未直接唱叹,可参与者的愉悦心情,还是藏掩不住的。
胡适直接谈及自己诗文的文字并不多,但却留有一整篇明言为《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
此篇文章虽然不算短,可真正说到自己的,也只有不多的几句。文章中,他引用了自己为侄儿思永的遗诗序里的几句话:“他(胡思永)的诗,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觉得,这也是自己新诗的特点,所以总结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的嫡派。”具体说来:“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说自己作诗原则的第二条:“用材料要有剪裁……积极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第三条:“意境要平实。”他引了一首自己的新诗后说:“这诗的意境颇近于我自己欣慕的平实淡远的意境。”这算是说得最为直白的自夸了。
胡适的新诗(胡适旧体诗作得很不错),优劣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说,但出现在那么一个古诗文盛行的时代,的确可以深切体会到胡适自述的那种感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他的虽不够成熟却颇有大效用的诗文,的确可以称为时代之“体”,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
(作者:杨建民,系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