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冷落了朱自清？

    朱自清日记，是这位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的一宗重要文化遗产，也是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知识界情况的宝贵史料。但它有个特殊情况：自1934年7月起，朱自清日记多以英日文（英文为多）书写。他逝世后，门生王瑶曾加整理，后选录部分条目刊布。新时期，朱自清日记经重新翻译整理，收入《朱自清全集》。这是目前所见日记的最全面貌，已成相关领域征引频率最高的日记之一。不过翻译造成的上千处舛误，严重影响到这座史料宝库的价值。笔者年来致力于通过多种手段尽量还原日记原貌。因多数手稿仍下落不明，把王译本与全集本对勘，是有效方法之一。本文撮录一例，俾能引起学界注意，同时作为朱自清、闻一多两位先贤120岁冥诞的纪念。

    1945年9月17日日记，王瑶译本：

    晨访一多，未遇。得闻太太允许，翻阅一多手稿。得材料及启示甚多。预备《中国文学史》讲稿。下午一多访寅恪，约余陪往。寅恪甚冷淡，余无法引起谈话，略坐即离去。

    《全集》本：

    上午访一多，未晤。得闻太太许可，阅一多手稿，资料丰富，很受启发。

    准备中国文学史讲稿。拒绝江清关于邀请邵、孙、沈及卡尔·陈的建议。此数人中，我只喜欢孙，拟往看望，与之话别。

    一多今天下午看望寅恪。期望能与一多谈心，然彼冷冰冰。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

    两本事实有区别，焦点问题则在：王瑶译本说闻朱结伴访陈，而全集本只说闻一多访陈；王瑶译本中，朱自清抱怨陈寅恪冷淡，而全集本中则抱怨闻一多冷冰冰。到底是谁“冷”遇了朱自清，乃至引起他的“吐槽”？

    朱自清、闻一多分别于1925、1932年服务清华，终生任教中文系。陈寅恪1926年始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改任文、史两系合聘教授，联大时期则专任历史系教授。1940年8月离联大赴港，转道去英国，为战事所阻，历任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成都燕京大学教授。1945年8月战争结束，英方再请其赴英治疗眼疾并讲学。9月14日，陈寅恪从成都返昆，准备不日后起飞赴英。在昆小住期间，故旧门生纷纷前来探望。闻、朱即是在此种情况下趋访这位阔别五年之久、年长十岁左右的老同事的。

    两本日记表述不同处，有一种常见情况：两版各有删略，合观方见完整。此处分别叙述的“约余陪往”和“期望能与一多谈心”，显然不属这种情况，也就是说，闻约朱一起看望陈，朱期望与闻谈心，两事不可能同时发生。闻朱几乎可以朝夕见面，两人谈心机会很多，何必非要趁看望陈时来谈呢？因此，事实要么是“闻约朱同往”，要么是朱未被约往，他只是“期望与闻谈心”。两种表述应为对同一英文句的不同翻译，其中一本有误解和附会。

    闻朱交往密切，从日记可以看出：1932年9月起闻一多身影始现，其后不绝如缕，凡150次以上。仅从1945年暑期到本日，就有频繁的交往记录：6月21日，“访一多，未晤，将试题交其夫人。”22日，“上午访一多未遇。”23日，“上午至清华办公室，并访一多。彼告以四接头语。”29日刚抵成都的朱自清有信致闻。7月8日、29日自成都致信闻一多；9月2日（朱返昆三天后）“访芝生、一多”；3日，“一多来谈清华国文系事”；17日，“上午访一多，未晤。得闻太太许可，阅一多手稿，资料丰富，很受启发。”事实上，两人相交日久，彼此熟知，在此时突然说“彼冷冰冰。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实在显得突兀。

    关于翻阅闻一多手稿一事，朱自清在回忆文章中曾详细提及：“去年春间有一天，因为文学史上一个问题要参考他的稿子，一清早去看他。那知他已经出去开会去了。我得了闻太太的允许，翻看他的稿子；越看越有意思，不知不觉间将他的大部分的手稿都翻了。闻太太去做她的事，由我一个人在屋里翻了两点多钟。闻先生还没有回，我满意的向闻太太告辞。”

    家人可以毫不见外地允许他在主人不在时随意翻阅手稿，这十分符合闻朱的密切关系。朱自清向来对闻敬佩有加，无论日记的“很受启发”，还是回忆里的“满意”，都体现出这种敬佩态度。且不说1945年的闻一多已经以热情似火的斗士形象闻名，不太可能对老友有超出限度的冷遇，即使他偶尔冷落了朱自清，也很难想象朱在同一天内，上午才阅其手稿、启发甚多、备及满意，下午就会因对方冷遇而耿耿于怀。

    至于陈寅恪，虽然此时朱自清与他相识近二十年、同样十分推重，但因不在同一学系，又有十岁的年龄差距，两人的亲密程度也就远不及闻、朱之间。据统计，陈寅恪在朱自清日记中出现约40次，其中还有过不太愉快的记录。1936年10月22日：“昨日陈寅恪电话，询问彼寄投学报翻译哈佛大学某杂志发表《韩愈与中国小说》一文之原稿。是否准备采用。因不易决断，故答以不采用。然恐已造成问题矣。”当时朱自清兼任《清华学报》编辑，陈寅恪的稿子最终没在《清华学报》发表。这对陈寅恪来说也许未足挂怀，但朱自清既有了“恐已造成问题”的担心，这种担心就难免不在日后交往中留下阴影。在陈寅恪离开联大的五年中，朱自清日记里偶尔间接谈及他，仅有的见面记录是1944年暑期朱自清在成都度假期间两访陈寅恪，均极简略。

    在此一年后，陈寅恪重回昆明，朱自清访问拜谒，即便完全出自礼节性的，也是必要和必然的。朱自清提前一个月就“闻寅恪将去英国”（日记1945年8月7日），当天他又明知闻一多访陈，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地只是记下“闻一多访陈”这一事实？而在陈寅恪居留时间短暂、访客盈门的情况下，同事友好二人相携趋访也属合情合理。陈寅恪频繁待客，恐难以做到始终热情；在朱自清方面，“彼冷冰冰。我大概是个引不起别人兴趣的人”或“甚冷淡，余无法引起谈话”，这种腹诽之言针对有一定心理距离、阔别时间较长的陈寅恪说出来，就毫无扞格之处。因此，闻一多约朱“同往”访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朱自清“期望能与一多谈心”的可能性；让朱自清感到冷落的，是陈寅恪，而不是闻一多。

    现在来关注王瑶译本所缺的那句：“拒绝江清关于邀请邵、孙、沈及卡尔·陈的建议。此数人中，我只喜欢孙，拟往看望，与之话别。”

    9月21日，陈寅恪启程，朱自清送行：“寅恪与其他数人今日动身去加尔各答，上午送别之。”据《陈寅恪年谱长编》，陈寅恪的同行者是邵循正、孙毓棠、沈有鼎、洪谦。这正是朱自清日记中提及的名单，其中的卡尔·陈正是陈寅恪本人。显然，浦江清有与朱自清联袂设宴饯别之念，而朱自清拒绝了，原因是“此数人中，我只喜欢孙”。可见，陈寅恪不在朱自清“喜欢”之列。这又为前述结论添一心理佐证——对朱自清来说，看望陈寅恪、为他送行都是起码礼节，不能不为；至于宴请则能免就免，除非是自己“喜欢”的人。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和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均对朱自清日记多所援引，用的都是全集本。在1945年9月17日这一天，卞先生据朱自清日记叙述“下午，闻一多看望先生”一事，就把二人携往的事实遮盖了。闻黎明同样在9月17日条中引述了朱自清日记，但仅限于“阅读手稿”一事，对后文的“冷冰冰”一事只字未提。我相信闻黎明先生面对朱自清日记这一行记述一定有所踌躇；而最终或是出于对真相的怀疑，或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就略而未提。现在，我们对勘两本日记，既还原了事实，又为闻一多先生洗清了一个小小的“不白之冤”，恐怕不算无意义之辨吧。

    （作者：徐强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