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学的智识传统

一

    儒家智识传统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巫史”与“重黎”“羲和”之官。《周礼·保氏》之“六艺”中也有“数”的科目。孔子开创的成体系的儒学中赋予了“智”以重要地位，从“仁智”“圣智”到“三达德”“四端”“五常”，“智（知）”一直是儒学之核心德目。

    “知”在孔子那里兼具德性与知识双重含义，如果以心性之“仁”为本体，好学之“智”为功夫，则孔子也是本体与功夫并重。“知”之认识论维度见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格物致知”（《礼记·大学》）、“好学近乎知”（《礼记·中庸》）。“知”之德性论维度见于“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子夏语）、“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礼记·中庸》）。

    古人对思维之逻辑性非常重视，孔子所重视的“文”本身就有“条理”的含义，“文明”“文理”都是理性的彰显。先秦的儒家人物中孟子善于辩论，荀子善于分析，都是“智”的体现。

    孔子浑伦一体之“知”在后世逐渐分化，成为“摄智归仁”的德性论与独立的哲学知识论传统。《礼记·大学》以“本末终始”为“大学之道”，以“如切如磋”为“道学”；《礼记·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将德性排在学问之前；这一分途趋势在孟子和荀子处体现最明显。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是将“智”从属于“仁义”的阐释。相反，荀子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以“知通统类”（《荀子·儒效》）为“大儒”的标准，以“尽伦尽制”（《荀子·解蔽》）为“圣王”的标准。大体来讲，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道”，荀子继承了“智道”，儒学独立的知识论始自荀子，其弊端也恰好是过度的理性化。汉代以后，思孟学说的势头盖过了荀子，儒学呈现出以心性为主的特色，宋明理学区分了“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尽管哲学家本人可能没有二元对立的思维，但在实际上造成了对客观知识探索的不足。

二

    “智”兼具道德与知识之双重性质，下面从“仁智”与“圣智”两种语境来进一步考察“智”的内涵。“仁智”在儒家经典中常常相提并论，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仁者不忧，智者不惑”（《论语·宪问》）等等。“仁智”之统合无间就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礼记·中庸》）。“德”本身就具有“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说文解字》）的双重性质，“性之德”包含“成己”之“仁”与“成物”之“智”。“仁智双彰”是极高的修身境界，《孟子·公孙丑上》引子贡语“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也说“孔子仁知且不蔽”（《荀子·解蔽》）。

    “仁智”对举说明二者之间存在某种二元关系。“仁”本于先天之“情性”（前反思、本体），“智”当然也是先天的能力，但更注重后天之努力（理性分析、功夫），这一视角下的仁智关系也是天人关系的转化。《礼记·檀弓上》孔子讲到祭祀时说：“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可知对待鬼神的态度也取决于在“仁智”之间取“中”，孔子之“仁且智”就是儒家的“中庸”哲学，也是一种整全而平衡的智慧。

    “圣智”在经典中也经常并列出现。“智”为“圣”中应有之义：“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礼记·中庸》）《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辨认了防风氏的骸骨，吴国使者感叹说：“善哉！圣人也。”汉代扬雄曰：“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法言·君子》）

    郭店简《五行》篇经2将“五行和”（仁义礼智圣）当作“天道”，“四行和”（仁义礼智）当作“人道”。儒家的“天道”与“人道”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在肯定二者的同时，有境界高下之别。竹简经10将“金声玉振”阐释为“天人”关系：“金声而玉振之，有德者也。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孟子·万章上》之“金声玉振”讲的就是“圣智”关系：“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

    儒学统合“德识”的整全性从孔子以后逐渐衰减，荀子已经完全不能欣赏“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的思孟之学。荀子曰：“闻之不若见之。”（《荀子·儒效》）就是对明晰逻辑理性的追求。“智”是光明的，但极端的理性主义也会导致“光的暴力”（德里达语）；“圣”“仁”之修养不是“黑幕”，更不是“暗箱操作”，形而上的价值对于知识论有莫大的助益。

三

    “仁智”与“圣智”语境中的“智”并没有减损其独立性，反而在与“圣、仁”的互动中获得了更加强大的认知能力。统合了“仁智”与“圣智”的智慧才是儒家认为最高的“中庸”智慧：“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历来“仁为全德”“仁包四德”“圣高于智”的说法掩盖了“智”的独立性，其实每一种德性在极致的层面上都是相通并且互相包含的。《易传·系辞上》曰：“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易传·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很明显是将“数理”与“道德”熔为一炉的合论。《易传·系辞下》记录了蓍草求卦的方法，并阐述了数理与阴阳的象征关系。《易传·系辞上》又曰：“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至精”与“至变”要求德性与知识二者都达到极致，二者都不可偏废。竹简《语丛一》曰“知博，然后知命”，又曰“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从“知博”到“知命”就是从知识到德性的贯通，说明人之认知能力的训练并不完全是外在于伦理的。

    “仁”与“圣”可以让“智”的能力更强。《论语·卫灵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仁”帮助“智”实现了更大的价值，但如果没有“知及之”，后面的一切都谈不上。《孟子·万章下》曰：“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明确了儒家的事业要从“智”开始。《礼记·大学》从“本末终始”的角度确立了“八条目”的次序，前五目从“格物”到“修身”就是从知识到德性的贯通，其以“格物”为始、以“修身”为本的设定彰显了德识并重的逻辑。《礼记·中庸》强调在内在的“成己”之“仁”的基础上再去追求外在的“成物”之“知”，从而达到“合外内之道”，是从德性到知识的贯通。唯有“成物”才是参赞化育之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儒家历来就重视外物并尊重“物”的独立性，《礼记·乐记》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礼记·大学》曰“物格而后知至”；《性自命出》曰“待物而后作”；道德修养不可能离开外在的事物。

    《易传·系辞上》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知”之“乾”是“贤人之德”，“易从”之“坤”是“贤人之业”，也是道德与事业并重。《易传·系辞下》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精义入神”即是精研事物之理，并达到很高的水平，才能有效地运用知识；“利用安身”即是用学识来安身立命。道德并不是无中生有的，也不是空疏无物的，而是从精益求精的学识中得来。“穷神知化”的境界只能来自“文理密察”（《礼记·中庸》）之“学”，别无他途。此外，孔子在帛书《要》篇中阐述了儒家与“史巫”的区别，儒家在具备史巫之“赞、数”能力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德”之修养：“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如果说“智”突出了对象化的反思，那么“圣”“仁”之非对象化、前反思之融通与提升的维度必须建立在基本的智识基础之上。

    孔子走出了远古巫术的神秘主义，但用另外的方式肯定了形而上的追求，达到了超越的认知能力。孔子具有比常人更加丰富而敏锐的情感（仁），以及对天命的默识体证（圣），扩展了理性的范围。经典中多次记载了孔子善于预测人事：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抑亦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礼记·中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易传·系辞上》）

    夏，鲁桓釐庙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陈，闻之，曰：“灾必于桓釐庙乎？”已而果然。（《史记·孔子世家》）

    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史记·孔子世家》）

    （晋铸刑鼎）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这些预测有的是基于理性的，但更多是基于“良知仁体”之“自觉”。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恰好说明以世俗智慧闻名的子贡还做不到“闻而知之”。所以说，孔子的“知天命”、曾子的“知本”（《礼记·大学》）、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就是智识能力质的飞跃。《礼记·中庸》认为“至诚”才能达到“天德良知”：“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荀子也看到“心”有“知道”的能力：“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解蔽》）“虚壹而静”的德性修养能够助益“知”达到“知道”的高度。孟荀二人都崇尚修身之“通”“神”“化”的境界，孟子的进路是“仁”，荀子的进路是“知”，二者之学都有严密的体系与进阶。

    （作者：白宗让，系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