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岁年年柿柿红》：留守农民的奋斗史

    作为一部农村题材剧，《岁岁年年柿柿红》在对陕北一个穷山村——宜水村四十年变迁的深情回望中，以其对留守村妇杨柿红形象的成功塑造获得了收视和口碑的双赢。这部剧不仅题材趋时且内容厚重，在四十年农村变迁史中表现了一代农民的命运史、心灵史和情感史，从而使它具有了史诗品格。这部剧在主题的提炼上颇具功力，它不是那种贴标签式的、主题先行式的作品。现实主义创作首先要做到从生活出发，真实还原生活。《岁岁年年柿柿红》正由深掘生活而得，它的精神力量是由本色生香的生活底蕴，由里向外发散出的。当乡村叙事多集中在一个“走”字上时，《岁岁年年柿柿红》在主题提炼上却站在前沿，坚持故事围绕“弃走存留”展开。整部剧的主题故事人物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走要有勇气，留更要有勇气。王长安这样说，杨柿红也这样说，他们也这样做了。王长安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经过痛苦的抉择，为了乡间的孩子不失教，他撕碎了录取通知书，向全家宣布：“宜水村就是我的未来”，他动了情，杨柿红则泣不成声。一个长镜头把人物升华到一个新的高点。后来的年轻一代家韵包括牛小宝也都留在了宜水村。可以说，走是因为穷。是留下来在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实现脱贫，还是走成“空心村”？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想问题。这部剧从题材到人物，为当下电视剧如何进行农村叙事，如何站在时代前沿讲好中国的农村故事提供了新的可能。主创在把握现实主义创作的时候，除了观照农村的变迁农民心灵的变迁，更注重用故事，用镜头语言诠释新时代农民的家国情怀。

    艺术虚构的最高形式是人物。《岁岁年年柿柿红》成功的地方是对杨柿红这个农村留守妇女形象的塑造。因为穷，母亲向来提亲的牛旺的父亲要手表而使她和同村青年牛旺的婚姻好事难成。她赌气嫁到宜水村最穷的王家，一个人撑起一个家。“穷”是这个家的主旋律。焕焕怀孕呕吐，婆婆从锁着的柜子里能拿出一块点心已是最大享受。中年丧夫，上有婆婆，下有四个娃，中有小叔长全断臂，小姑子和弟妹先后离家出走。在婆婆面前她是媳妇，在弟妹面前他是大嫂，在娃们面前她是妈和大妈，痛苦到极点时她只能到丈夫坟前哭一场。她对日子的理解曾是“过日子就是熬”，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个殉道者的形象。她一步步撑起一个家，又一步步带领了一个村。

    杨柿红这个人物在身份、传统美德和现代进取观念多方面上都有超越。这样的人物形象称得上是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一个农村留守妇女从贫穷中走来，带着深深的时代印记，传统美德之外，又有家国情怀，尤其她最心疼和引以为骄傲的儿子，又牺牲在救火的第一线。这一系列的打击，一般的人难以承受，但是观众看到的，除了杨柿红如牛负重操持这个家，从事着最艰苦的体力劳动，在个人感情上她也表现出了为了孩子的隐忍和牺牲，她拒绝了唐一刀和吴郎中。她说“心里装不下别人了”。不论委屈，怀念，喜极而泣，演员王茜华总能使人物情感的撞击力回肠荡气，但又不是故意去催泪，她的表演来自生活和内心，正如每个人身边所看到的那样。

    《岁岁年年柿柿红》没有刻意去表现改革中大开大合的矛盾，在农村的风俗画中展现农民新的命运史和情感史。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大剧，一部有许多亮点和创新的剧，离不开在深入生活中对陕北农村风俗画的精美呈现，这部作品是在地标性文化标记下展开的叙事。

    最后展现了集体搬迁新居。留守农民的奋斗，从自己想办法致富养牛、做酸奶、做柿饼、卖柿子等，从吃一碗长面都奢侈，自行车宝贵地挂在墙上，到有了电驴子、小汽车、洋房最后走向了小康的幸福日子，成为四十年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生动的缩影。

    （作者：范咏戈，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