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正能量

    【圆桌对话】

    嘉 宾：

    张颐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袁亚非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三胞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吕红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国浩律师事务所首席执行合伙人

    厉震林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部主任、电影电视学院院长

    主持人：本报记者 俞海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形式、社会治理方式、社会分工和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从而增进其政治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好发挥其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我们邀请了几位嘉宾对此进行探讨。

呈现新特点

    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指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其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职业构成、生活方式、思想观点等方面具有哪些新的特征？

    张颐武：新的社会阶层是在中国高速发展中获得自己发展的人群，具有传统的社会群体不同的一些特点。

    一是由于新的社会阶层的职业特点、生活方式，他们在社会中的“横”的联系很多，和原有的自上而下的“纵”的社会关系的联系相对薄弱。往往既在社会中十分活跃，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既有的社会组织方式的一些“盲点”。同时他们也是社会的新的可能性和发展的新动能的一部分，往往能够投射社会发展的趋向。

    二是他们依靠市场来生活和发展，因此既有许多机遇和发展的可能性，也有诸多的压力和挑战。他们自身的生活、事业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联系其实更为紧密。自我实现不足的焦虑，自我发展尚未完成的期望都让他们对社会有更多的期望和更多的要求。

    三是他们对于自己的切身的议题有强烈的期待。由于他们更多依赖市场生活和发展，社会关切往往具有高度的切己性，是由己及人的。对于自己的现实遇到的问题有切实的解决的需要，所以会对于这样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情相当关切，当然也关切社会的整体的发展、整体的提升和个人的关联。

    吕红兵：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构成显现多元化，基本上分布在所谓的“体制”外，而且绝大多数系党外人士（以律师行业为例，中共党员的比例约为三分之一），但他们得益于改革开放，其所从事的职业本身也是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化而具有“增值性”和“含金量”。正因如此，新的社会阶层思想活跃，思路多元，思考深入，能想、敢说、善做，但总体上时刻关心国家大政方针，密切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并投身其中，付诸行动，在行动中践行思想、在实践中实现理想、在奋斗中追求梦想。

    律师是典型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以我们律师行业为例，便可窥一斑而知全豹。6月10日，11个省市律师云集武汉，共同探讨长江经济带法律服务大计。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服务，既是律师的业务，更是律师的义务；既是律师的服务市场，更是律师的社会责任。与其他诸多成熟的律师业务不同，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服务，尚属创新业务、探索业务、拓展业务，因此更多的体现律师的奉献，彰显律师的责任。

    袁亚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最直接的受益者。最典型的就是“92派”。不同于78年的第一批“被迫”下海的人，“92派”有情怀、有知识素养，是主动寻求用商业和经济手段来实现个人抱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也是“92派”的一员，起初从电脑零售起家，后来进军商业百货，再到后来拓展健康养老服务和生物医疗领域，从事的都是充分竞争性的行业，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三胞能发展到今天，更多的是得益于党的领导，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我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对改革开放最坚定地拥护。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阶层绝对是跑在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进行转型升级的最前面。

    其次，新的社会阶层职业构成复杂、生活方式不稳定。这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基本上都是各自行业和领域的管理者或者专业技术人才，基本从事高收入、高风险的职业，社会身份、职业岗位不稳定，流动性大，这也决定了这个阶层“求变”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都比较强。

    第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这个阶层离市场最近，是“最先听到炮火的人”，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及时把握住机遇。同时又最敢想敢干、敢于突破创新，像现在的智慧零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方面兴起和发展，这个阶层有很大的贡献。

    厉震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非新生事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批“北漂”即是脱离体制内职业的知识分子，从“公家人”变成创新创业或者自谋出路的“自由职业者”。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等新兴业态以及新的社会群体大量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为社会逐渐熟知，尽管这一概念提出较晚，但这一群体已真真切切活动或者生活在人们周围，在我国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职业构成，一是“新”，是新生职业，非传统体制可以涵括；二是“高”，大多是技术和管理人员，占据了职业结构甚至产业结构中比较重要的位置；三是“特”，其中相当一部分职业与媒体、信息、社会交往平台、社会舆论相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也就容易成为所谓“意见领袖”。

带来新动力

    问：如何理解新的社会阶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怎样的重要作用？

    张颐武：我们所常说的“四大群体”正是在中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的。他们都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的发展中涌现的新的业态和新的平台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群。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是应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环境下，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群体，而新媒体从业人员则是互联网这一新的改变人类生活的重要新平台中所涌现的。这些人群是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逐步扩大和发展的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的部分，也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下为社会所瞩目的重要的群体，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影响的群体。他们人数也在逐步扩大，他们在一二线城市集聚，现在也在三四五线城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今天的年轻一代的就业和发展也往往选择这些领域，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后备军。因此，这一群体对于社会的意义当然不容轻忽。

    吕红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彰显着不可或缺的价值。还是以律师为例，律师是一份“职业”，从这一角度，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律师又是一种“事业”，在法治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三个“维护”的职责，既是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又是律师职业的法定义务。在法治建设当中，律师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律师是万万不能的。尤其是在保障人权、防范纠正冤假错案方面，刑事律师通过发挥辩护功能，“在案件细节上较真”“在诉讼环节上挑毛病”“在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字里行间发现漏洞”，推进司法精确和司法公正，从而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当然，律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体现在诉讼领域，在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主战场亦是功不可没。如“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律师就发起设立了“一带一路”国际法律服务协作体，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贴身服务。过去企业“走出去”律师是“跟着”，而如今做到“陪着”，努力实现“领着”。正是：“一带一路”，法律先行，律师领军。

    袁亚非：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义务也有能力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第一，要把企业发展好。我认为，创造财富就是企业家的首要责任，也是企业家能力的体现。只有把企业做好了，才是履行最大的社会责任。第二，对员工负责任。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力量，只有员工日子过好了，才能为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在三胞，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我们原则上不解聘员工，我认为，“大事干不了干中事，中事干不了干小事”，针对十几年以上的老员工，愿意去读书公司出钱，愿意出去干别的事情，三胞还给笔补偿。第三，关注和解决民生问题。企业发展是要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努力，这是企业的责任。三胞近年来积极参与慈善公益事业，还积极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作出了一点贡献。我本人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反映社情民意，做好政府和界别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这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履行社会责任。

    厉震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呈现快速增加的态势，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虽然国家统计部门和其他部门都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人数数据，但是，新的社会阶层人数、带动相关行业就业人数、掌握或管理社会资本总额、使用技术专利数量，直接或间接贡献税收总额、每年吸纳新增就业人员数量，其在全国的比值、分量和价值已是举足轻重，在促进共同富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中介组织为例，既有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机构，诸如律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也有为各种市场交易活动服务的经纪人组织，诸如商品交易、金融期货市场和房地产的经纪人。此外，还有大量的行业协会、同业公会和商会组织。这些中介组织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市场要素，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

承担新责任

    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如何更好发挥自身作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

    张颐武：他们当然是中国40年来大发展和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的受益者，正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丰富的机遇，让他们有可能在更大的平台上追求更大的发展和美好的生活。当然他们也面对着很多问题和挑战。他们对社会方向的认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对社会进程的贡献，既是他们个人发展和进步的前提，也是他们作为群体的意义所在。新的社会阶层是和国家的发展一起走到今天的，他们也会为新时代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贡献力量。他们的事业和生活其实都和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因此他们只有融入当下的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复兴的大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才可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创造美好的生活。同时更多地看到和理解国家发展的总体方向和目标，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为切实的努力，为社会的凝聚和黏合，为社会在变化中的稳定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

    吕红兵：“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源于改革开放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当回馈改革与开放，回馈社会和人民，方能创造价值、体现价值、行稳致远。于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该加强学习，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始终走在改革开放的最前列。“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做时代的弄潮儿，尤其是关注党和政府工作的着重点，找准自己工作的切入点，切实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独特性。

    还是以律师为例。十九大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首要战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法治思维，呼唤法律服务，法律工作者责无旁贷。我们国浩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蓝迪国际智库近日共同举办了主题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法治思维和法律服务”的法治论坛，深入探讨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防范化解领域存在的热点、重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为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防范与打击金融违法犯罪、加强与落实金融机构风险内控、强化金融监管统筹协调、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建言献策。这些正是广大律师履行社会责任，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彰显。

    袁亚非：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能够发展起来非常不容易，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尤其是当前国际形势不容客观，国家将去杠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多企业正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非公有制企业面临的难题更加严峻。因此，我希望政府和社会能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新的社会阶层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一是金融管控要考虑到新的社会阶层的特殊情况。银行在完成国家“降负债去杠杆”指标时，往往选择对非公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惜贷”“拒贷”，而且一下子收紧信贷，这对很多非公企业甚至对优质的非公企业伤害都很大。二是建立和完善试错容错机制，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新的社会阶层是创新创业的主力军，允许其试错，营造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使他们能专心投入创新创造。三是畅通沟通渠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知识层次比较高，但是他们很多都处于体制之外，缺乏表达利益和愿望的渠道，希望能够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发挥他们在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中的作用。

营造新环境

    问：政府和社会能从哪些方面努力，来团结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张颐武：社会也要关心这些新的社会群体的要求和期望，一方面让他们能够对社会的进程有更多的参与，让他们和社会进程的总体发展有更多的联系，对于他们的进步和发展有更多的支持和支撑。另一方面关心他们的要求和期望，回应他们对社会的期盼，为他们大显身手创造更为理想的环境。这会让他们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既有参与感也有能见度，能够让他们面对的在横向的市场环境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在纵向上得到认识和回应。新的社会阶层正是在中国能够得到更好的机会，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厉震林：必须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工作方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大多是高收入阶层，但是，也普遍缺乏归属感，要充分信任尊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将他们纳入工作视野，不断扩大团结面，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更大作用营造更好环境；同时，帮助他们找到自身的位置，引导他们看到自身的问题并努力改进，增加政治认同，以教育引导为主线，以培养使用为重点，以组织团结为依托，以健全机制为支撑，努力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