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家训、家风、家法与社会教化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新唐书·柳公绰传》），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作帝王之家的家训。

    唐代名门士族家风的形成和延续，离不开优秀的家训、严明的家法。开元中宰相韩休以“家训子侄至严”著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恭甚”，他“家法清严”，其子赞、质等“兄弟奉指使，笞责如僮仆，赞最孝谨”。贞元间，“言家法者，尚韩、穆二门”，有“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为高”的说法（《旧唐书·穆宁传》）。又博陵崔邠，其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新唐书·崔邠传》），他兄弟四人进士及第，一人位至宰相，“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宣宗闻而叹曰：“郸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因题曰：“德星堂。”中晚唐时期，京兆柳子温家法严明，“以礼法自持”，专门和苦药丸，让子弟公绰等在夜间学习时含之，提神醒脑，“以资勤苦”（《南部新书》卷丁）。在这种教育下成长的柳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诫训”。后来，牛僧孺赞叹柳仲郢良好的家教：“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因此，史称“言家法者，世称柳氏”（《旧唐书·柳公绰传》）。

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

    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大一统的隋唐王朝采取了削弱士族势力的策略，“以文取士”，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以诗书传家，求取功名的观念，成为士人的最高追求。杜甫作《宗武生日》，劝勉儿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韩愈劝诫子弟：“金璧虽重宝，费用难贮储；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他还强调人生来贤愚相近，“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的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是否读诗书。元稹训诫子侄，“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激励子孙勤勉学习，通过“佩服《诗》《书》，以求荣达”，而且要“千万努力，无弃斯须”。苦读诗书是贫寒子弟通向富贵最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神话在唐宋成为现实。王安石便劝勉子孙，“读书不破费，读书利万倍”，“男儿不读诗书”，“恰似园中肥地草”。

    唐代家训总体以“忠孝”教育为主。唐太宗也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孝。”《太公家教》云：“事君尽忠，事父尽孝。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孝子事父，晨省暮参。”以韵文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将《孝经》中有关忠孝思想进行概述，方便子弟在日常生活中严格践行，养成合乎礼法的行为举止。很多士族把“忠孝”作为家训的核心内容。穆宁撰家令训诸子曰：“君子之事亲，养志为大。”要求赞等四子，“播礼乐，务忠孝，正名器，导人伦”。柳玭《家训》云：“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忠孝与勤俭在家训中经常相提并论，如“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

    唐代家训对子弟的各种劝诫中还比较重视勤奋、节俭等作风的养成和坚守。唐太宗作《帝范》，训诫太子“奢俭由人，安危在己”，希望太子力行节俭，做个明君。唐代科场竞争激烈，士人勤奋程度往往决定个人成败。韩愈劝诫子弟：“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个人勤奋与否，将来就意味着公卿与奴仆之别。《太公家教》对勤劳和勤学做了形象总结：“勤耕之人，必丰谷食；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以家法严明著称的穆宁也要求子弟“惟惠施之车，仲舒之帷，苏秦之锥，三物毕具”，其家也因此而名闻当世。

    唐代家训还重视谦虚礼让等美德。朱仁轨《诲子弟言》云：“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这是中国人谦让的经典阐释，一个人谦让一生，其实损失不了多少，反而养成了优良品格，受人尊重。唐代家训将礼让、谦让作为立身、修养之根本。《太公家教》云：“立身之本，义让为先……与人共食，慎莫先尝……路逢尊者，侧立路旁……三人同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欲立其身，先立于人；己欲达人，先达于人……谦是百行之本。”此书用朴素的语言汇集了有关谦让、礼让的前贤锦句、谚语格言，旨在说明与人交往、为人处世的根本在于相互礼让、谦让，取人所长，在成就自己之前，先成就别人，把机会让给别人，退一步海阔天空。此外，倡导“礼尚往来”等待人原则也是唐代家训教育的重要内容。《太公家教》讲：“风流儒雅，礼尚往来……得人一牛，还人一马。往而不来，非成礼也。”

家风、家训和家学决定子弟的学风与成败

    家风、家训和家学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太公家教》所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玉投渥，不污其色。近佞者谄，近偷者贼；近愚者痴，近贤者德。”家庭环境与风气的好坏，对儿童习惯和品行的养成非常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子弟教育的成败，这也是孟母三迁的原因所在，唐代的很多例子也能说明这一问题。如中唐吴丹“生四五岁弄泥沙时，所作戏辄像道家法事，八九岁弄笔砚时，所出言辄类《诗》家篇章，不自知其然，盖宿习儒、玄之业明矣。弱冠喜道书，奉真箓……”（白居易：《故饶州刺史吴府君神道碑铭并序》）。吴丹从小玩沙，竟然可以仿照道教法事堆道场，说明所住环境道教气氛浓郁，以致弱冠之后，一度修习道家，好在后来苦读《诗经》，并考中进士，功成名就。再如前揭柳公绰一家人才辈出，与柳氏家法严明，学风良好，并世代相传有很大关系。

    在传统社会，士族之家优秀的家风是子弟接受良好家教的有效保证。如元稹的母亲出身“五姓婚姻”的荥阳郑氏，以家风严明著称。郑氏为少女时，就“事父母以孝闻”，嫁到元氏之后，“以丰洁家祀，传为贻燕之训”，二十五年间，“专用训诫，除去鞭扑”；“常以正辞气诫诸子孙，诸子孙其心愧耻”（白居易：《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元稹因其优秀的母教，并传习了外祖父家良好的家法，从而成为唐代名相和文学名家。

    家学传统和渊源对子弟成才的影响尤为明显。如颜氏一门自魏晋以来不仅以世儒著称，而且多出书法家，有颜腾之、炳之、勤礼、真卿等许多名家，这应该与颜氏家族的子弟自幼就注重书法蒙训有密切关系。这使其家年幼就擅长书法的人很多。如颜勤礼“幼而朗悟，识量宏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又颜惟贞“仁孝友悌，少孤，育舅殷仲容氏，蒙教笔法”，以书法精湛，“判入高等”，“学精百氏，艺绝六书”。大书法家颜真卿亦出自是家，他“早孤，蒙伯父臮、允南亲自教诲”。颜真卿成为著名书法家应该与他自幼就接受“尤工文翰”的伯父的启蒙有很大关系。另一位大书法家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慕名甚锐，昼夜精力无倦，遂亚于询”（《旧唐书·欧阳询传》）。相反，许多缺乏书法家传的子弟，往往是“有知其门，不知其奥”，即便是家长“广求名书，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习之”，其结果仍多“不能遂”（张文瓘：《六体书论》）。

    总之，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良好的家风、家训，以及严格的家法有很大关系。正如柳玼所云：“夫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士族之家“成立之难如升天，覆坠之易如燎毛”。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训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无疑是维护士族门第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金滢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16ZDA12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