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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7日 星期五

    农村文化礼堂:浙江乡村文化精神新地标

    作者:严红枫、沈耀峰、陆健、纪博、张锐、陈毛应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7日 07版)

        东阳市甘东村文化礼堂外景。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苍南县东西排村文化礼堂正在上演“对台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义乌市云溪村文化礼堂为入伍新兵举行“壮行礼”。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编者按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底在于农耕文明,根源在于乡土文化。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原生地、乡土文化的集聚地。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振兴。自2013年启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以来,浙江以“文化礼堂、精神家园”为主题,注重与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相结合,加强传统民俗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打造了集文体娱乐活动、思想道德建设、知识普及为一体的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目前,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浙江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基层党组织沟通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也是彰显浙江文化特色的“文化地标”。今年3月,光明日报调研组深入杭州市临安、西湖,嘉兴市嘉善、桐乡、海宁、海盐,湖州市德清、安吉等地,就农村文化礼堂情况进行了调研。

        江南三月,细雨绵绵。白墙黛瓦、高大肃穆的农村文化礼堂,在烟雨迷蒙中,静谧而有诗意,成为浙江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点到面,由盆景到风景……行走在之江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浙江乡村的标志性建筑。自2013年起,浙江在全省启动建设以“农村文化礼堂”命名的乡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唤醒了沉潜于乡野民间的文化自觉意识,接续起绵延于历史时空的千年优秀文脉,凝聚起沉淀于乡民意识深处的家国故园情怀,激发出蕴藏在百姓心中的文化创造热情。

        如今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是村民最愿意去的地方,也是乡村笑声最多的地方。调查显示,近八成浙江网民为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点赞,在全国主要省份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项目热度对比中,浙江热度值为96.82%,居第一位。

    1 盆景成为了风景

        “古有桃花源,今有上田村。十里竹海似画廊,龙井茶香绕山岗……”优美动听的村歌,唱出了临安区上田村的美好景象。谁能想到,这个被誉为杭州西郊最美丽的乡村,多年前曾以“垃圾泛滥,民风彪悍”而闻名。村支书潘曙龙说,“正是农村文化礼堂,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作为农村文化礼堂的发源地,临安上田村于2012年建立了浙江第一个综合型村级文化礼堂。村文化礼堂内设立有励志廊、村史廊、荣誉廊、武术廊、书法廊,创设了开蒙礼、孝老礼等礼仪活动,并成立了锣鼓队、武术队等村民兴趣表演队伍。与此同时,临安光辉村、下许村等村庄也纷纷利用原有的礼堂、祠堂、庙堂等进行改建、扩建或新建文化礼堂。

        村民参与文化礼堂建设的热情高涨,引起了省里的关注。2013年3月,浙江全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场会在临安召开,并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列入省里当年要办的“十件实事”。此后,省里相继出台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指导意见、计划、标准等文件,成立省市县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整合利用农村各类建设项目资金,分级推行礼堂星级管理,并把支持和奖补资金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将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纳入年度考核范围。

        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孝德文化、戏曲文化、运河文化、渔俗文化……五年多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各地依托乡村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建立起主题鲜明、风格独特的文化礼堂。

        在桐乡市新港村,调研组看到,该村文化礼堂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风格,内设讲堂、文化长廊、文体活动场所等,兼有村务管理、志愿服务等功能。村党总支书记黄培江介绍,该礼堂建筑面积1700平方米,共耗资480万元,其中市里补助20万元,镇里补助50万元,其余以村集体自筹为主。文化礼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后续运营也需要保障性投入,仅靠政府和村集体难以彻底解决。实践中,各地探索出多种资金筹集方式,如“公益金”“乡贤基金”“文化众筹”等。

        走进安吉县余村文化礼堂,敞亮的礼堂内,有“两山”重要思想宣传区,还有数字电影院、村级服务中心……在浙江,大多数农村文化礼堂都设有展览厅、图书阅览室、“春泥计划”活动室、便民服务中心、文化长廊等场所。

        “农村文化礼堂已从单一的文化活动载体转变为农村文化服务综合体,实现了从资源分割分散向资源统筹整合的转变,逐渐成为普及科学文化的阵地、弘扬文明新风的舞台、传播传统文化的殿堂、村中谈事议事的场所。”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四清说,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已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916个。

    2 机制创新让农村文化礼堂“动”起来

        每天早晨8点前,德清县雷甸村64岁的村民孙卫强就出现在文化礼堂内。作为村文化礼堂的管理员,他三年如一日,将村文化礼堂管理得井井有条。

        像孙卫强这样的文化专管员,德清县有100余名。据了解,浙江在全省推行文化下派员和文化专管员“两员”制度,每个行政村文化礼堂基本上都配备了1名专(兼)职管理员,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目前,全省农村文化礼堂有管理员8000余名,指导员2000余名,志愿者1万余名。与此同时,杭州、温州等地还对“两员”开展活动、节目创作、礼堂管理等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除“两员”制度外,杭州、嘉兴、湖州等地还探索推行农村文化礼堂理事会制度,吸纳村干部、乡贤、文化骨干、志愿者等力量,参与农村文化礼堂日常运行管理。在文化礼堂理事会的基础上,海盐县还推行文化礼堂理事会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依托独立法人理事会,建立文化礼堂基金。海盐得胜村党总支书记钟雪根介绍,该村理事会共有10人,都是由群众推荐的热心人。据了解,目前不少地方的村级文化礼堂开始推行这一做法。

        在海宁市桃园村文化礼堂,乒乓球室公告栏里张贴着桃园“爱乒”俱乐部乒乓球活动经费捐助单、活动开支明细表、收据等。村党委书记金正华介绍,该村在推行“专职管”“理事管”的同时,还创新了“每人一把礼堂钥匙”村民自主管理模式,发出300多把礼堂钥匙,村民可以自由使用礼堂的各个功能区块。

        如何使农村文化礼堂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各地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理事会轮值联盟”“乡贤驻堂制”“俱乐部制”“总干事负责制”“志愿者结对制”……宁波、金华等地进行了大胆创新,把文化活动场所交由村民和社会力量自主管理,实现了从“公办”到“民营”的转变,激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情。

    3 从“送”文化到“秀”文化

        “英台做事太任性,为读诗书去杭城……”新港村文化礼堂内,75岁的村民杜菊英正在练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这些爱好戏曲的老戏迷经常来这里唱戏,过把瘾。”杜菊英说,除了唱戏,平时妇女们也来这里,一起编制旗袍扣子,有蝴蝶结,有枇杷结,大家互相交流手艺。

        书画队、腰鼓队、摄影队、戏曲队、合唱队、舞蹈队、乒乓球队、乡艺队……“如今的农村文化礼堂,更有温度了。”调研中许多村民提到,文化礼堂的活动越来越丰富,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妇女,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活动。

        农村文化礼堂这么多活动从哪儿来?

        “文化定制”“淘文化”“你点我演”……菜单式定制,是浙江的特色创新。目前,浙江统筹各方力量,在全省建立了“大菜单制度”,把政府提供的文化服务列出清单,创新推出文化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定期配送电影、戏剧、书画、图书、非遗表演等各类文化活动,既推出政府部门公益性免费产品,也提供市场化付费产品,让农民群众在文化礼堂里自主选择所需要的服务。2017年,衢州向农村文化礼堂“点单式”配送服务2285场次,丽水配送“文化定制”服务2500余场次,温州点单配送6713场次。

        在嘉兴南湖,20多万网友与村民一起享受“村晚”盛宴;在绍兴嵊州,百年越剧让“村晚”散发越韵古调;在丽水龙泉,“我们的村晚”与不灭窑火一起狂欢……今年春节期间,浙江各地的农村文化礼堂,用5000多场“村晚”迎来了红红火火的新年。台上的“主力”,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演员。调研组了解到,浙江通过支持和指导农民自办文化团体、自主开展文化活动,激发了乡村群众的内生式文化生活能力,打造出“我们的村晚”“我们的村歌”“我们的节日”“我们的传统”等系列文化品牌。

        为让更多村民走进文化礼堂,各地高招迭出:慈溪开展戏曲夜、太极夜等“农民派对”专题夜活动,引导各文艺团队自编自导自演;余杭等地开展乡村“文化走亲”,建设了走亲节目库、走亲网络平台等,推动村与村之间的文化交流;乐清、海宁等地推行“礼堂联盟”“礼堂共享圈”,使文化礼堂由“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发展”。

        从最初村民简单的自娱自乐,到精心策划每个节目,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内经常上演着各类文艺表演,文化演出越办越精彩。“如今,在农村文化礼堂,各种文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安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旭华说,每逢文艺演出,许多村都能拿出一台完整的节目,从过去的政府“送文化”,到现在农民自主“秀文化”,文化礼堂功不可没。

    4 礼堂文化厚植乡风淳美民风

        海盐县育才村设有“圆木文化”展厅,以生活中常见的江南水乡圆木器具为主展品,汇集物件20多种;黄岩区新界村文化礼堂开设“渡船纪念馆”,重现渡船场景,讲述村庄300多年历史的渡口故事;镇海区湾塘村和沿山村则分别围绕“渔乐文体”和“百果飘香”,突出村落文化底蕴……走进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浓郁的民风民俗扑面而来。

        从地方建筑、美食,到越剧、花鼓戏、碇步舞龙、提线木偶、梅渚剪纸等,嘉兴、杭州、绍兴、湖州等地依托农村文化礼堂建立起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展馆,充分展示村史村情、乡风民俗等内容,传统的乡土文化走出村史村志,活生生地呈现在村民面前。“文化礼堂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接触到乡土文化,唤起了人们的乡愁和乡土情感,真正成为承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精神家园。”嘉兴市委宣传部党教处处长蒋玺说。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路桥区金大田村文化礼堂内,在现场观众的注视下,30名新入学的小学生接受了人生启蒙的精神洗礼“开蒙礼”。

        “开蒙礼”“祈福礼”“成人礼”“重阳敬老礼”……文化礼堂让这些沉睡多年的传统礼仪复苏。各地乡村文化礼堂在开展传统礼仪活动的过程中,还融入了特色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创造性地举行了新兵入伍“壮行礼”、村干部就职礼、“尊宪守法”礼等,将家国情怀融入礼仪活动,使其成为弘扬主流价值和文明新风的重要载体。调研组了解到,金华婺城区还推进万千学生“进礼堂”,打造中小学德育实践体系,全区已有90%以上的学校在各结对农村文化礼堂举行了活动,并将其列入校本德育课程。

        崇德向善,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普遍设立了“乡贤榜”“善行义举榜”“道德榜”“寿星榜”等,并开展“最美浙江人”“好邻里”“好媳妇”“好婆婆”“立家规家训”“好家风家庭”评选和乡风评议等活动,展示文明户、道德人物事迹照片,用身边的人和事教育引导群众。比如,桐乡市在农村文化礼堂建立道德评判团,举行家风家训分享会、乡村道德评议会、最美家庭故事会等;海宁市倡导在农村文化礼堂举办婚宴,开展移风易俗,与村民签订红白喜事承诺书。在衢州、嘉兴、杭州等地,多数农村文化礼堂还创设了“放学来吧”“微心愿认领”“大家帮”等载体,让最美精神在乡村落地生根。

        在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经常组织开展核心价值观宣传、形势政策宣教、科学文化知识普及活动,通过微党课、宣传展板、图文视频等形式,将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央精神及时传递给群众。“红色殿堂”是农村文化礼堂的首要定位,浙江充分发挥其形势政策广播站的功能,有力推动了十九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至去年年底,台州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十九大主题宣讲1530余场次,受众10万余人;嘉兴农村文化礼堂开展十九大精神和红船精神宣讲5000余场次,受众20余万人。如今,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已成为宣传宣讲十九大精神的主阵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5 关于农村文化礼堂的思考

        浙江农村文化礼堂通过整合基层文化服务资源,丰富了农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凝聚了村民的集体归属感,拓展了乡村自治的层次和内涵,成为浙江基层宣传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阵地,精神文化建设领域一张亮丽的名片。

        ——调研组发现,新港村文化礼堂等基础设施齐全的综合型礼堂,村民集聚度比较高,而一些功能单一或者建设标准还不够高、功能设施不齐全的礼堂,人气不怎么旺。农村文化礼堂好比“村庄客厅”,在建设布局时,必须强化科学性、注重合理性,不论是新建的,还是改建的,要从有利于集聚人气的角度考虑好选址问题,也要综合考虑经济实力、人口规模、群众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建设规模,避免搞成“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农民群众既是农村文化礼堂的建设者,更是管理者和使用者。在礼堂的管理和使用上,怎么管、演什么、效果怎么样,群众最有体会,最有发言权。因此,要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把文化礼堂的事变成群众“自己的事”,切实让群众创造、让群众表现,文化礼堂才能真正动起来、用起来、火起来。

        ——稳定的资金投入是农村文化礼堂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浙江各级政府已把农村文化礼堂建设资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但随着建设力度不断加大,文化礼堂建设和运行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仅靠政府投入缺少可持续性。目前,浙江农村文化礼堂在建设、运行过程中,就资金筹集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下一步,各地在为农村文化礼堂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的同时,要继续探索和完善农村文化礼堂“公益金”“乡贤基金”“文化众筹”等机制,拓宽筹资渠道,有效补充农村文化礼堂日常运行经费。

        ——农村文化礼堂留住了传统,传承了文化,丰富了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形成了集体认同的情感纽带,使浙江的乡村逐渐活跃起来,乡风文明也焕发出新气象。一些村干部感慨地说,以前村民农闲时总是无所事事,甚至搞起了封建迷信活动。自从有了文化礼堂,村里天天有活动,周周有电影,到礼堂看看书、看看电影,或者跳跳舞、吹拉弹唱,成了许多村民爱做的事情。

        ——浙江依托农村文化礼堂,把核心价值观宣传、政策理论宣讲有机融入各种文化活动中,有效凝聚了价值共识,拉近了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间的情感距离,厚植了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反映,由于经常和村民们一起参加乒乓球赛、文艺演出等活动,大家沟通交流得多了,关系融洽了,工作也好开展了。

        (光明日报调研组 调研组成员:严红枫、沈耀峰、陆健、纪博、张锐、陈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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