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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2日 星期日

    独出奇制 清朴自然

    ——从《闲情偶寄》看李渔的园林审美观

    作者:张馥玫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2日 10版)

        北京半亩园云荫堂旧影。资料照片

        《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集》,是李渔对其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积少成多的总结,是其文化修养与性情的自然流露。全书六卷,共设有《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器玩部》《饮馔部》《种植部》《颐养部》八部,其中除了对戏曲文学与表演形成体系的论述外,对饮食、器物、园艺与建筑营造等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明末清初江南文人日常生活情趣与审美经验的缩影,在当时社会已产生不小的影响。

        其中,《居室部》是李渔园林美学观念的集中反映。李渔一生中设计的园林艺术作品包括:北京弓弦胡同的“半亩园”、家乡婺州兰溪伊山之麓的“伊园”、中年定居金陵(南京)时所造的“芥子园”和晚年迁居杭州时所经营的“层园”。他在盖造园亭实践中的许多心得与理念便体现于《居室部》中,而从园林美学一隅之小,也可见晚明清初社会的审美取向之大。

        李渔在《闲情偶寄》一书开篇申明的“四期三戒”中,明确提倡崇尚俭朴、创立新制,力戒“剽窃陈言”“网罗旧集”“支离补凑”。且看这些主张是如何在园林修造的理论中得以体现,而李渔本人广泛的学识便也贯串其中。

    置造园亭,如做文章

        李渔实为一杂家,融会贯通各门类知识,信手拈来且运转自如。他有灵敏的通感能力,艺术感受力与评判力很强。全书均可见李渔调动通感与多样才学的精妙譬喻。

        李渔自视生平有两绝技,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他认为造园亭与做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性又不喜雷同,好为矫异,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也”(《居室部·房舍第一》)。

        在对女性才德的论述中,李渔谈及妻妾之别,通过对园林设计的感悟来阐述:

        “娶妻如买田庄,非五谷不殖,非桑麻不树,稍涉游观之物,即拔而去之,以其为衣食所出,地力有限,不能旁及其他也。买姬妾如治园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荫之树亦栽,不成荫之树亦栽,以其原为娱情而设,所重在耳目,则口腹有时而轻,不能顾名兼顾实也。”(《声容部·习技第四》)

        这样的描述当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封建男权思想,但你在批判当时主流的男权思想的同时,又不得不佩服李渔将两者进行连接的妙处。江南自古以来是富庶地方,推行重商文化,经济发达,细腻的江南文化十分重视日常生活细节。这样的言论既离不开时代背景,也离不开李渔本身庞杂而融通的知识构成。

        在《居室部·窗栏第二》中李渔强调“取景在借”。江南园林景色之美妙处便是将自然之景“借”入人造的屋舍。这里提倡的仍是既“通”且“杂”,即园林之内与园林之外的“通”、自然之景与人造之景的“杂”。

    土木之事,最忌奢靡

        《闲情偶寄》中对过往陈言旧制作一番陈述后,往往笔锋一转,一句“吾曰不然”,李渔便开始“述其新制”。其自信与智巧、强烈的主体意识、评判与改制的自觉性皆体现于条分缕析的论述之中。

        “土木之事,最忌奢靡。匪特庶民之家当崇俭朴,即王公大人亦当以此为尚。盖居室之制,贵精不贵丽,贵新奇大雅,不贵纤巧烂漫。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居室部·房舍第一》)

        李渔对当时流行的铺陈守旧的造园行径毫不留情地大加批评,他所珍视的是“新奇大雅”之美。

        “且古语云:‘耕当问奴,织当访婢。’予贫士也,仅识寒酸之事。欲示富贵,而以绮丽胜人,则有从前之旧制在。”(《居室部·房舍第一》)

        李渔在对当时奢靡铺陈、因袭旧制的做法不以为然的同时,不忘自我揶揄,不卑不亢,“骨刚情腻”的文人性格油然而显。

        “居宅无论精粗,总以能避风雨为贵。常有画栋雕梁,琼楼玉栏,而止可娱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则病于过峻。故柱不宜长,长为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薮;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又有贫士之家,房舍宽而余地少,欲作深檐以障风雨,则苦于暗;欲置长牖以受光明,则虑在阴。剂其两难,则有添置活檐一法。何为活檐?法于瓦檐之下,另设板棚一扇,置转轴于两头,可撑可下。晴则反撑,使正面向下,以当檐外顶格;雨则正撑,使正面向上,以承檐溜。是我能用天,而天不能窘我矣。”(《居室部·房舍第一》)

        李渔的造园方法论由于其自身所处的介于“仕”与“商”之间的复杂身份,也体现出浓厚的实用与功能意识。居住的房屋至少得满足遮风御寒的基本功能。服务于功能的形式便是最得宜的形式,李渔所设计的“活檐”出乎当时传统园林建造的常制之外,具有灵活实用的特点。另外,李渔建议为湖舫制作“便面”窗,沿用至房舍;另有“无心画”“山水图窗”“尺幅图窗”“梅窗”等,别出心裁,皆出乎常规之外,又得乎情理之妙。

        李渔“通”而“杂”的知识体系也为其频频迸发奇思妙想提供了依托。将书房壁纸的风格与哥窑瓷器器面上的纹路加以联想链接,不得不令人赞赏李渔奇制之妙。

    顺从物性,取法自然

        在戏曲方面,李渔力求行文浅显生动,近于本色表演。而在园林建筑设计中,李渔则以“顺从物性”为主线,依旧不离自然之理。

        “房舍忌似平原,须有高下之势,不独园圃为然,居宅亦应如是。前卑后高,理之常也。然地不如是,而强欲如是,亦病其拘。总有因地制宜之法:高者造屋,卑者建楼,一法也;卑处叠石为山,高处浚水为池,二法也。又有因其高而愈高之,竖阁磊峰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凿井于下湿之区。总无一定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非可以遥授方略者矣。”(《居室部·房舍第一》)

        山石丛景、亭台楼阁的编排制造均应从自然中取法,顺应当地的环境,利用对比与反差,自然能造出巧妙而雅致的园亭。

        李渔的作为与喜好可归结为“把玩”的心态,他认真地将生活琐事以审美化体验娓娓道来。其对生活体验入微,有着丰富饱满的情感,乃性情中人。李渔的生活美学正是建立在其真性情的基础之上。痴迷着并苦心经营着,构成了他的审美化生活。

        也正是因为具有把玩的心态,无心于功利,才能做到超越,在审美的层面走得更远。“以一赤贫之士,而养半百口之家。”可以看出李渔如何处理贫困与享受,个中酸楚在行文中隐去,只得见李渔的戏乐人生。

        (作者:张馥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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