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觅知音

    【读书者说】

    古人已逝，其言不存。古音的研究，尤其是秦汉以前的上古音研究，常被认为是一门绝学。个中道理不难懂，韩愈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昌黎集·进学解》），可见唐代人已经觉得《尚书》难读。要是我们穿越回到春秋时代，听不懂孔夫子说话是肯定的。而且，中国历来有着“文”“言”分离的传统，郭沫若把《诗经》的《雅》《颂》、《尚书》的《诰》《命》以及商周卜辞、金文称作“头号古文”，加上了焉乎也者之类语助词的民间口语，则是“二号古文”（《十批判书》），这种区分是很有道理的。

国内古音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每个时代都有标志性的文化、文学与艺术等形式。王国维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宋元戏曲史·序》）。如果用同样的眼光来看中国历代学术的进展，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小学”都是中华文化史上的标杆。清代“小学”由明末陈第、顾炎武发端，随后有江永、戴震、江有诰、孔广森、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相继之，可谓灿若星辰。到了民国以后，更有林语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章太炎、陈梦家、魏建功、王力、陆志韦、黄侃等参与到古音研究或讨论之中，名家辈出，蔚为大观。

    《上古音系（第二版）》（以下简称“上古”）2013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初版于2003年印行），全书60余万字，是“中国当代语言学丛书”的一种，作者郑张尚芳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蜚声海内外的音韵学家。丛书编委会在“出版者前言”里说：“中国语言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摆脱传统‘小学’樊篱，进入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这套丛书希望总结中国语言学各个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反映最新的研究进展，以期收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效果，促进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丛书作者则不限国别地域，不限门户学派，唯求高明独到，力争每一本书都能达到当代该学科的最高水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古》代表了国内古音学研究的一个新高度。作者在该书的初版后记中坦言：“学习和研究古音五十年了，终于写出这本小书，算是一个初步的小结。而这一成果不但包含了自己多年的汗水，也包含了许多前辈的关爱和期望，同辈、晚辈的支持和帮助。”从这很平实的几句话里，可以想见先生治学的谨严和谦冲。

学习和研究古音五十年

    郑张先生是怎样从事古音研究的？

    郑张先生原名郑祥芳，1933年生于温州市永嘉县，从小就很留心语言文字的问题。小学五年级便开始收集当地的方言词。据先生回忆，其外祖父曾留下一本“杂字簿”抄本，里面记录了当时当地人记账时写的方言词和方言字，可以说是一种早期温州话的文献实录。这本小册子培养了先生对方言的兴趣，加之温州图书馆（前身是籀园图书馆）藏书丰富，先生在高中时期便在那里读到了王力《中国音韵学》、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等名著。除了有治学的志向和很好的悟性之外，先生的母语温州话恰好可以说是古音的“活化石”。跟其他方言相比，温州话保留了更多的隋唐、宋元甚至先秦时期的音韵特点。于是，个人兴趣加上母语优势，为先生的古音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时代的原因，1954年高中毕业以后，先生未能如愿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语言学专业，只能凭借到北京地质学院学勘探的机会，业余时间一边借助北京图书馆刻苦自学，一边在北京拜访学界前辈，虚心求教。诸位名家大师，虚怀若谷，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如著名语法学家、时任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所长的吕叔湘不但定期汇款、寄赠纸笔，以资助郑张的温州方言研究，甚至还去旧书市场替先生找书、买书，支持其研究古音。苗语专家王辅世不时为其提供民族语资料，经常写长信与其讨论学术问题。方言学家袁家骅曾帮助先生练习记音，学国际音标。音韵学家李荣将先生长达34页6万余字的论文《温州音系》推荐给《中国语文》发表，成就了汉语方言学的经典之作。王力不仅对先生的古音研究赞赏有加，还在自己的著作中虚心采纳先生的修改建议。

    十年动乱，万马齐喑，郑张先生从设于杭州大学的浙江省方言调查组被调到温州渔业机械厂，当了一名四级磨工。但是，生活的窘迫和艰辛，并没有磨去先生孜孜钻研古音的意志。在工作之余，先生一方面跟几位年轻同道一起，继续讨论、学习上古音；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对之前假设的古音系统进行调整，最终提出先秦汉语应有六个主元音且各分长短。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严谨求实、逼近真理，只要方法得当、材料合理，便能得出可信的结论。那段时间，海外的同行，包括美国的包拟古（Bodman N.）和白一平（Baxter H.），苏联的斯塔罗斯金（Starostin S.A.），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六元音系统，实在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一段佳话。正是因为郑张先生五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潜研古音，才成就了《上古》这样一部大书，也赢得了国际、国内文史学界的好评与敬重。

为什么要研究古音

    说到为什么要研究古音，郑张先生在他的书里说：“是为了了解汉语语音史的源头状况，为了解释上古文字和文献中各种不易理解的语音现象和与语音相关的词汇、语法现象；此外还为了进一步了解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一些现象的来龙去脉。”这里结合《上古》提到的例子，再谈几点。

    一、古音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准确地阅读先秦古书。比如《诗经》说“无念尔祖”“大庖不盈”，按照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无”“不”都是典型的否定词，但如果解读为“不要念及你们的祖先”“盛大的厨房不充盈”，显然与常识相悖。上古音的研究表明，这里的“无”“不”其实分别是“念”“盈”所带前置音节的一种写法，本身并无实义，只起凑足四字格的作用。《淮南子》“治扢秃”的“扢”字也应做类似的解释。

    二、古音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认识，更可靠地揭示华夏族与邻族之间的历史联系。以“中国”在其他语言的译名为例，梵文cina、缅文sina像是“支那”，欧洲语言的sin像是“秦”。从古音角度来看，sin不应该对译本来读浊音的“秦”字，而实际上应该是读清音的“晋”字才对。进一步推论，“支那”和“晋”只是cina、sina等外语的不同译法。又如先秦古书所记载的南方地名、人名、书名等，凭借古音学才能得到合理的释读。越王勾践的谥号“菼执”意为太祖太宗，《越绝书》的“绝”意为“记录”，“无锡”意为“锡山”，“会稽”意为矛山，“盱眙”意为善道（好的道路），“勾践”“句吴”“攻吴”的前字跟上面说到“不”“无”一样，都是前置音而已。

    三、古音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些古代文化知识。我们知道，中古以后“首”“手”同音，都表示身体部位，如果它们在先秦时期也同音，分不清“斩首”和“斩手”，岂不是很糟糕？形声字“杽”（chǒu）的古文写作“杻”，上古音声母是n-，而“首”“道”语音接近，上古声母是l-，所以它们并不是同音字。随着语音的发展，汉代的时候，“手”“首”就开始因为同音而混用了。所以《说文》“舜女弟名敤首”，《汉书》写作“敤手”。和“丑”字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作为干支名，很早就被借用到邻族语言里。泰文表干支的“丑”字读plau，跟前面说的古音n-声母对不上，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越南语里和地支“丑”对应的属相“牛”就读plau，汉语的“丑”nhu经由越南进入泰语时，为了避免跟泰文的“鼠”hnuu混淆，就用了越南语的说法。可见，弄清楚了“丑”字的古音，既能够说明近邻越南、泰国语言里地支名称的由来，还能更好地认识汉语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交往。

    一身幽兰性，默默吐芳华。郑张先生潜心学问，自学成才，道德文章为同侪后辈敬仰。谈到个人的治学经验时，先生说过几点：“研究的起点要高，学术眼光要独到，老师的指点很重要，要善于博采众长，应打破门户偏见。”笔者从大学毕业读研究生算起，从事中国语言学专业的研习也超过十五年了。记得2004年暑假在复旦大学看到郑张先生《上古音系》（初版）上架，当即买下，认真阅读。如今旧版纸面已经泛黄，但内容仍然引人入胜。如今新版已出，两个版本参照对读，也是美事。经常有年轻的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来问古音研究之道，我总要向他们认真推荐郑张先生的这本大书和内中的“大”学问。

    （作者：郑伟，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