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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15日 星期四

    近代短篇小说的复兴

    作者:陈大康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15日 16版)

        【项目成果】

        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的历史始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行世的都是长篇小说。冯梦龙“三言”的问世打破了这一格局,他还在《古今小说》封面上作“识语”为短篇小说宣传:“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短篇小说创作就此步入繁盛,从明天启年间到清雍正朝,作品总数已达六百余篇,较优秀者也不在少数。然在随后百余年里,短篇小说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光绪末年才重新现身。

        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新小说》创刊。在梁启超主办的前七期里,只刊载过《俄皇宫中之人鬼》《毒药案》《白丝线记》三篇短篇翻译小说与文言小说《唐生》,自创通俗短篇小说则是一篇也无;该刊向社会征稿,也明确要求“章回小说在十数回以上”,短篇小说显然未入其眼界。稍后创刊的《绣像小说》共出版七十二期,同样也不刊载自创的短篇小说。直到日报刊载小说成为流行现象,通俗短篇小说才重新受到人们关注。

        日报刊载小说始于《申报》,它在同治十一年(1872)创刊伊始就接连刊载三篇翻译小说,随后又紧急刹车。报载小说是全新的传播方式,它的猛然出现,一时无法与中国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相融合,更何况刊载外来的翻译小说。《沪报》是刊载小说的第二家日报,它在光绪八年(1882)创刊后三周,就开始连载《野叟曝言》,一直持续了两年半。当时这部作品售价每部六元,《沪报》是每日随报附送不收分文,且以书版格式刊印,便于读者自行装订成册。小说连载以来,“购者踵趾相接”,其原因就在于选择了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消除了读者对新传播方式的抵触心理。此后,沪报又连载了《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作品,都受到读者欢迎。

        大众接受了新的小说传播方式,但此时中国近代新闻业刚起步不久,直到戊戌变法后,日报才渐多,而办报者发现“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后,报载小说便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起初,各家都连载长篇小说,既有大众习惯阅读的本土创作,又有一些翻译小说。这么多家日报以及刊物都要刊载小说,创作或翻译者毕竟有限,一时间稿源便成了大问题。大家习惯的长篇连载也出现了麻烦。得益于印刷业近代化改造,小说单行本的出版快捷且价格较低廉,早年《沪报》连载有单行本的做法已不可复制。报社的应对策略是约定几个名家供稿,而作者有限且又诸事缠身,艰于腾挪,这便导致了写一段,报纸第二日登一段的模式逐渐形成。但作者的供稿常因生病或外出一类事断档,暂停时间久了或发生频率太频繁,甚至连载中断后再也不见下文,这些都会招致读者不满,从而影响报纸销路。如果有批短篇小说在手,连载暂停时便可顶替,或者干脆以短篇为主,长篇连载辅之,那么读者的不满多少可得到化解。也就是说,因形势逼迫,短篇小说将应时而生。

        一个偶然事件使设想付诸实践。《时报》自创刊就连载陈景韩翻译的《伯爵与美人》,他东赴日本,临行前多翻译了一批供自己外出时连载。可是他走后,《伯爵与美人》的未刊稿居然找不到了,作品连载暂停了三个月。其间,陈景韩从日本寄来短篇小说《马贼》以救急,《时报》又接连刊载了《中间人》《张天师》等短篇小说,填补连载暂停时的空白。由于读者习惯的是长篇小说连载,《时报》刊载《马贼》时特地刊载广告解释,“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读者不必见怪,那篇小说篇幅虽短,却同样“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有趣味”。该报继而进一步向社会征集这类稿件:“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自此,《时报》开启了向社会征集短篇小说的序幕。

        《时报》向社会征稿,特别是征集短篇小说的举措便引起连锁反应。当时的很多报纸先后加入了向社会征集小说稿件的行列。可能《笑林报》稿件短缺的危机尤甚,心情也更迫切,竟在一周内两次刊载征文启事,第一次明确地“征短篇小说”,第二次则说“本馆征求时事、言情及各种小说”;《天铎报》开列的征集范围是:“种类:言情小说、社会小说、短篇小说”,同时还要求“文俗夹写,毋取高深”,以适应大众的阅读。

        同治年间《申报》向社会征集诗文时,以“概不取其刻资”即不收版面费为鼓励,此时应征者多而版面有限。光绪末年报纸是为开掘小说稿源而征文,这就须得给予相应的报酬,否则应征者寡,小说刊载断档,报纸销量会受影响。对报社来说,这个观念的转变有点痛苦,不少报纸征文时对报酬都含糊其辞:或含糊地许诺“相当之酬报”,或笼统说“润笔从丰”,或表示“本馆决不惜厚资也”。说得都很慷慨,但谁都闹不清“酬”与“劳”如何对应。有的报纸则表示愿意和应征者一起商定,“每千字需酬金若干,并请开示,以便商议”。《时报》的态度倒是明确,每篇短篇小说“赠洋三元至六元”,《天铎报》按千字论价,分为二元、一元半与一元三等。当时各报都急需稿源,激烈的市场竞争最后终于使稿酬制度化,从而为作者队伍的形成,为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创作繁荣在物质层面提供了保障。

        一时间大批作品蜂拥而至,当时的人曾感叹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不少人仓促上阵,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就总体而言当属平庸一类。有些作者往往是听到或看到些什么,就匆匆记录,稍作润饰便算完篇,作者对描写对象未作深入思索,批判也属表面化。创作时对于生活素材缺乏概括、提炼与捏合,也无谋篇布局的讲究,情节简单,人物形象只是粗线条的刻画。仓促动笔自然无法对事件作本质性开掘,只能是对现象的描绘与嘲讽,就连小说名家包天笑也承认“急就成篇,容有支离矛盾处”。这种创作现象的出现也容易理解,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大小事件层出不穷,变幻之节奏又急速,此时日报小说的创作既要跟上社会的快速变化,又得及时呼应读者的需求,往往只能拿出“急就章”。不过,这些作品围绕社会热点问题发声,易引起读者共鸣,各篇虽只叙述某一件事,而汇合众作品,则显示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众生相。其时短篇小说多刊载于日报,其读者众多,作品可有较大的传播面,而各地不少报刊在靠转载维持,它们所转载的,也大多是短篇小说。

        日报小说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只有196种,普遍实行征文的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便蹿升至422种,宣统朝的三年里更一直保持在500种以上,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也开始面世,还得到了“其文辞简劲,其思想锐奇,若讽若嘲,可歌可泣,雅俗共赏,趣味横生,为小说界别开生面”的赞誉。小说名家也接受了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长篇享誉文坛的吴趼人,此时就接连撰写了多篇短篇小说刊载于报端。一向引领创作潮流的小说专刊也开始重视短篇小说,《小说林》就有意为短篇小说安排了相当篇幅,前后40篇作品中竟占了22篇;而出版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小说月报》,此时向社会征稿就特地声明:“本报各门,皆可投稿,短篇小说,尤所欢迎”,同时还允诺了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的较高稿酬标准。

        当创作呈现如此态势时,可以说清中叶以来消失了百余年的短篇小说,至此实现了自己的复兴。

        (作者:陈大康,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小说史论”负责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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