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

    【总书记的足迹·光明书屋】

    习近平总书记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写道：“许多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有一股狠狠砍几‘板斧’，扭转一下局面的虎劲。这种工作热情和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治乱绳，不可急’，急于求成本身就孕育着失败的危险。”这里引用的“治乱绳，不可急”就出自《汉书·龚遂传》。

    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编纂的《汉书》系统全面地记述了西汉两百多年的历史。和许多古代经典一样，《汉书》不仅搜集、保存了大量史料文献，而且保留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除了“治乱绳，不可急”，《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元帝纪》中的“安土重迁，黎民之性”等都是今天依旧耳熟能详的名句。

    《汉书》承袭了《史记》的编纂体例，又有所变化。比如，《汉书》将《史记》中的“世家”与“列传”合为“传”，“书”改为“志”，形成了纪、表、志、传并立的格局。在内容上，《汉书》对《史记》也有所继承。《汉书》中汉武帝以前的篇章，基本沿用《史记》的文字。武帝以后的历史，则是根据其他文献重新编纂。

    前人对《史记》《汉书》的异同作过很多研究。他们发现，《汉书》中武帝之前的内容，并非完全移抄《史记》，而是下了一番功夫进行整理加工。《汉书》还补充了不见于《史记》的《惠帝纪》及《李陵传》《苏武传》《蒯通传》等篇章。在《史记》中，张骞的事迹见于《卫将军骠骑列传》，篇幅仅有百字左右，而《汉书》为张骞立传，用翔实的文字记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情况，成为今天了解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此外，《汉书》还增补了不少诏令、奏议，像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等文章都是赖《汉书》得以保存。司马迁的名篇《报任安书》，有人误以为收在《史记》中，其实这封信并不见于《史记》，而是抄录在《汉书》中。

    此外，《汉书》还新写了武帝之后的七篇《纪》，新创了《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系统总结官制、人物、刑法、地理、学术源流等。这些新纂的内容，往往也有所依傍，比如记录当时书籍目录的《艺文志》，以刘向、刘歆《七略》为基础。《七略》失传已久，《艺文志》对于了解古代学术源流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班固编纂《汉书》的年代，可谓是一个抄本的时代。那时文献的获取、传播与后来的雕版印刷时代大不一样，与当下的信息时代更不可同日而语。过去，曾有人批评《汉书》缺少原创，但仅以其保存史料之功来说就不可低估。更何况《汉书》能够兼采众贤，对史料文献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据记载，《汉书》撰写完成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也有人认为，《史记》囊括三千年历史，不过用了50万字，而只记200多年历史的《汉书》却有80万字之多，由此判断《汉书》不如《史记》简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史记》的简练有一部分原因是上古史料的贫乏造成的，《汉书》史料虽然堪称丰赡，但今天的史家无不盼望它能搜罗得多些再多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贴近那段2000年前的历史。

    因为文辞典雅，体例严谨，《汉书》成为后世纪传体史书写作的典范。唐代学者刘知几的《史通》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也称：“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通观汉代之后编纂的正史，的确大多沿袭着《汉书》的断代史体例。《汉书》不仅为史家所重，而且广为文学家所称道。宋代的诗人黄庭坚就说：“三日不读《汉书》，便觉俗气逼人。”

    《汉书》好用古字，不易阅读，历代不乏为之注解的著作。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唐代为《史记》作注的司马贞说，《史记》与《汉书》相比“微为古质”，“故汉晋明贤未知见重”。可见，汉晋之际，学者对《汉书》的重视。唐初，颜师古将二十多家旧注汇集起来，成为当时最为详尽的注本。此后清代还有王先谦的《汉书补注》、近人杨树达的《汉书补注补正》《汉书管窥》，后出转精，多所发明。

    如今，学者正在对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汉书》进行修订，我们期待一个集成历代研究成果、更适合当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新《汉书》读本能早日问世。

    （作者：杜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