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强则汉学兴

    美国总统特朗普5岁的外孙女不仅会唱中文歌，还会背唐诗；金融大鳄罗杰斯女儿的普通话竟然带有播音腔；英国4岁的乔治王子也在学中文……如果不是看到这些新闻，很多中国人不会想到汉语在当今世界已经热到了这个程度。据国家汉办粗略估算，目前除中国（含港澳台）之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已超过1亿，其中包括6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以及4000多万各国主流社会的学习者。汉语热是当今世界汉学热的一个缩影。百年前的汉学热，多是西方人在东方主义的框架下对异域文化居高临下的审视，而当下之所以有那么多汉学家研究中国，是因为中国国力空前强盛，以致他们要么希望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汲取经验，要么希望学会如何跟强大起来的中国打交道。本文讲述的几位青年汉学家的故事既是当下汉学热的具体写照，也是当下汉学热缘由的生动阐释。

“汉语从冷门专业变成香饽饽”

    智利教育部汉语研究项目研究员玛丽缘，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上大学时，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不仅是玛丽缘，她周围的很多同学都对中国不太了解，对他们而言，中国是一个遥远、陌生而又神秘的国度。2001年大学毕业后，出于对中国的好奇，玛丽缘希望学习汉语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可是，当时智利的大学几乎都没有开设关于中国文化的硕士和博士专业。最后，玛丽缘在墨西哥的一所大学读了中国文化方面的硕士，随后又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留学。

    毕业后，玛丽缘进入智利教育部工作，亲眼见证了智利汉学的发展。从2004年起，智利的一些公立学校开始教汉语，学习汉语的学生的数量在智利迅速增加：2009年，智利学汉语的学生人数增长了200%；到2010年，智利共有25所公立学校开设汉语课，一共有3700多名学生。玛丽缘介绍，明年智利将从中国文化方面入手加强汉语教学，以形成良好的汉语教学系统。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汉语专业教师约万诺维奇·安娜，出生在一个离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80公里、人口只有6万人的小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当地关于中国的信息十分少，唯一能见到的汉字大概是印在茶壶、茶杯上的“中国制造”。上中学三年级时，约万诺维奇·安娜因为偶然间读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英文小说《帝国女性》而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学汉语。约万诺维奇·安娜考上了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当时她班上的15个同学，只有她一人是第一志愿报考中文系的，其他人大都是没有考上英语、德语等专业而被迫来学汉语的。

    随后，约万诺维奇·安娜在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业，并回到了母校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汉语。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汉语从她上大学时的冷门专业变成了如今的热门专业，贝尔格莱德大学汉语专业的招生人数已经从每年15人增加到30人，并且约万诺维奇·安娜欣喜地发现，现在第一志愿报考贝尔格莱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越来越多。

“学汉语让我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副教授霭孙那檀学汉语已经20年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霭孙那檀刚上大学时，就有人劝他学汉语，理由很简单：中国的发展太快了，学好了汉语可以去中国做生意，可以发大财。“谁不想发大财呢？于是，我就开始学汉语了。”霭孙那檀美国式的坦率揭示了最近一二十年汉语热的重要原因。

    在大学学了一年汉语后，霭孙那檀到了北京，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继续学习汉语。在北京留学期间，霭孙那檀住的是留学生宿舍，宿舍楼里住的有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澳大利亚人、法国人——简直就是一个“小联合国”。小时候，霭孙那檀住的城市人口不到5万人，他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十分有限的。来到北京，不仅让霭孙那檀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也是他走向世界的开始。几年学习汉语的经历，带给了霭孙那檀一辈子的职业。回国后，霭孙那檀获得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在大学教授汉语。

    拥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讲师穆罕默德·谢赫。上个世纪90年代上高中时，穆罕默德·谢赫的老师就经常谈到中国，说中国不仅和埃及一样是文明古国，未来还将成为世界强国。高考时，老师极力劝说穆罕默德·谢赫一定要选汉语专业。可穆罕默德·谢赫选了当时最热的英语和德语。他的老师知道后十分生气，冲他发了火，批评他“没有远见”。后来，阴差阳错，穆罕默德·谢赫没有考上德语系，而被调剂到中文系。

    歪打正着上了中文系，给穆罕默德·谢赫带来了“好运气”。大学毕业后，穆罕默德·谢赫于2001年来到北京——终于圆了儿时的梦想，并在北京语言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毕业。回国后，穆罕默德·谢赫在埃及明亚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任教。除了教授学生汉语，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研究中国何以能够迅速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时候，会汉语的优势立刻显现出来。穆罕默德·谢赫用微信跟中国的朋友每天保持联系，时刻关注中国的最新变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穆罕默德·谢赫越来越明白会中文、懂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希望凭借自己所学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功利目的”到文化认同

    很多外国人尤其是青少年，最初学习汉语、研究汉学，大都抱着“功利性目的”，有的是为了到中国做生意方便，有的是为了谋一份好的职业。但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大都渐渐喜欢上了中国文化，甚至对中国文化表示认同。

    霭孙那檀学习多年汉语后逐渐把“学好汉语到中国发大财”的愿望抛弃了，而将注意力转向研究中国文化和中西方文化沟通上。以前他更多把汉语当成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而如今作为一名教授中文和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老师，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时常感觉自己仍像个井底之蛙，所以只能在教学生的同时继续学”。孔子有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霭孙那檀现在经常用孔子的这句话来描述自己，“可能有些不谦虚”，但他的确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乐之者”。

    自从23年前考上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汉语专业，约万诺维奇·安娜也跟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学习汉语为她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的大门。她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大学读的第一本中文小说是巴金的《家》。当时，18岁的约万诺维奇·安娜虽然身在塞尔维亚，但灵魂早已跑到了书中描述的那片“东方的土地”。约万诺维奇·安娜后来在中国留学工作了十年，她说去中国的任何地方——无论是曲阜、北京，还是西安、成都，都有回到故乡的感觉。如今，生活中的约万诺维奇·安娜，不仅普通话说得比很多中国人都好，而且养成了一些中国的饮食习惯，比如经常吃川菜。

    虽然是外国人，约万诺维奇·安娜却说自己在中国有一种“归属感”。每次到北京，她都要去曾经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走一走，看一看。那里的每条小径，每个角落，都有她以往的脚印，都充满了难忘的回忆。现在，虽然常年在塞尔维亚，但无论在大学讲课、翻译作品、写学术文章，还是跟朋友聊天时，约万诺维奇·安娜都觉得自己的灵魂无时无刻不在中国，她甚至说，“热爱中国就是我生活的意义，如果有来生，我仍然会把研修汉语和热爱中国作为自己的生活”。

“中国高铁比功夫片更吸引人”

    几十年前的中国凭借《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电影以及李小龙的功夫片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关注并不代表喜欢，更不代表认同。上述影视作品为外国观众展示了一个与他们的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世界，当外国观众对这些影视作品投来关注的目光时，与其说他们喜欢中国文化，不如说是为了猎奇。所以，我们看到几十年前，中国电影曾在世界上获得了各种大奖，但当时并未随之在世界上掀起汉学热，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认同也并未随之提高。反倒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汉学热才迅速兴起。由此可见，中国强则汉学兴。

    上述结论从青年汉学家们的讲述中得到了验证。在尼日利亚，中国电影很受欢迎，尤其是功夫片。尼日利亚阿布贾大学教师托科库·英纳森特·奥可可对中国的印象最初就是从电影中获得的。他小时候看了中国功夫片，以为中国人都会功夫，觉得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家。但2009年，当托科库·英纳森特·奥可可坐了14个小时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时，他立刻被又大又漂亮的机场震撼住了。后来，他发现中国不仅有漂亮的机场，还有飞速奔驰的高铁，有可与伦敦、纽约比肩的大城市。用托科库·英纳森特·奥可可的话说，中国高铁比中国功夫片更神奇，更吸引人。正是中国近些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才让汉学家对中国的兴趣空前浓厚起来。大量外国人学习汉语，不仅为了了解中国文化，更为了研究中国经验、中国制度。正如托科库·英纳森特·奥可可所言，中国经验更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学习借鉴，他希望把自己对中国的研究运用到推动尼日利亚乃至整个非洲的发展中。

    30年前，还是个孩子的日本东洋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安藤润一郎曾在中国生活。当时的中国，给安藤最大的印象就是贫穷。如今才短短几十年，他已经完全找不到当年中国的影子。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安藤，每年都会来中国，而每次来中国，都会被中国最新的变化所震动。在他看来，今天的中国不仅已经富起来，而且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过日本，比如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这些都是日本人十分羡慕的。

    目前，虽然学汉语的外国人空前多，但也应看到这些外国人多集中在中上阶层。外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仍然缺乏直接接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多借助于媒体。在了解中国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汉学家是中外沟通的桥梁，也是普通外国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海外汉学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世界展示了近些年中国的巨大变化，让世界感受了中国文化，认识了真实的中国。未来，我们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更多更好地发挥汉学家的作用。

    （作者：韩业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