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浪漫骑士的不死传奇

    今年是西班牙文豪塞万提斯（1547—1616）诞辰470周年。他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个具有旺盛热情与生命活力的不死传奇。4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经典形象固执地植根于读者的心灵深处，为了胸中理想同苦难斗争、同遗忘斗争。

··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所向往的传统理念与人性人伦合一所达到的高度写意的大手笔。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始，我们所孜孜以求的人格终极一直是浪漫的——人品即诗品，人心即诗心。这种诗化的精神吐纳方式要求在如风如歌的人生咏叹中保留着一种更深层的慰藉——脱离尘世的喧嚣，更专注于心灵的倾听和诉说。

    然而，生活毕竟不是诗，也不是歌，正如唐代诗人刘慎虚所说：“道由白云尽。”人有追求完美的天性，可世界本身就不完美，甚至连这种追求完美的过程也并不完美。生活，毕竟只是一个暂时的承诺，而不是永久的现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高标自持、“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柔沉静，在现实生活中也许从来就没有真正舒展开过。当我们从一切理想化的氛围落脚到坚实的大地上时，我们发现我们一直奉为至尊的一些优秀品质：勇敢、痴情、忠诚、坚定、严肃、认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却把这种失落当作一个大大的玩笑，在种种嬉笑怒骂中他让我们看到人类精神的深处。有一位法国诗人说过：只有平庸的心灵，才会产生平庸的痛苦。在我们为一切世俗的、肤浅的痛苦、欢喜而挣脱不开的时候，堂吉诃德骑着一匹瘦马，用他那支惯指人间不平事的长矛，撩开了世俗生活的面纱，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灵魂深处茁壮、热烈、年轻、蓬勃和疯狂的一面，而这正是人类得以脉脉相传、生生不息的缘由。

    和同时代莎士比亚的巨著比，《堂吉诃德》似乎少了些机智和惊心动魄，更多了些朴实和浑茂，多了些不温不火的散淡和嘲讽。塞万提斯只是在慢慢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把线索抛得很远，又慢慢拉回来，于是这位奇思异想的西班牙绅士自命为骑士，骑着一匹可怜的瘦马，带着一个侍从，自17世纪以来几乎走遍了整个世界。

    在这个挥戈冲杀、嫉恶如仇的“骑士”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他的创造者——一个历经苦难、波折、流离、失望、创伤的西班牙人，对世界的最后的思考：在他生命的尽头，怀着深深的善意和淡淡的嘲讽俯看着众生——同堂吉诃德的“壮怀激烈”相比，这种略带忧伤的平和反而显得更意味深长。其实，人与人并不一定是在对峙中，往往也在包容中相互周旋——我们相信，堂吉诃德对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道德环境的冲杀，更是出于他心底里对一种永恒的人性和标准的认同。生活的虚实相生、分朱布白、大起大落，稽古钩沉，就在种种漫不经心中渗透出来。

    堂吉诃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疯子了吧？谁能说他不疯呢？西班牙一位有名的医学家卡瑞拉斯曾有专著《塞万提斯的生平及著作》证明堂吉诃德的疯病完全合乎医理。其实，不用这些医学上的证明，我们也能看出他在精神上的偏执、幻视幻听。而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是他一意孤行地生活在一个他苦心营造的虚幻的世界里。他从一出场，就注定有着一个悲剧的开始和一个失败的结局。悲剧是什么？悲剧不是悲伤，而是一种崇高，现实生活中没有悲剧，正如辞典里没有诗和文章，采石场里没有雕塑作品一样——因此，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堂吉诃德，他是人类精神、品性、向往的一种凝聚；是超越其时代的大智大慧、大愚大勇、大随大意、大执迷大醒悟、大悲伤大欢喜，让一切社会的成规在人性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Ⅱ··

    作为作者，塞万提斯一向声明，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但是，不仅作品的客观效果已经超出作者的主观愿望，同时，它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文体变革的意义。从作者的原意看，主人公堂吉诃德的确是从一开始就模仿骑士小说中的英雄，他的疯疯癫癫也确是作者用滑稽夸张式的手法讽刺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处处把堂吉诃德和骑士小说中的英雄对比取笑。骑士小说中的英雄武力超人，战无不胜；堂吉诃德却是个哭丧着脸的瘦弱老头儿，每战必败，除非对方措手不及、吃了眼前亏。骑士小说里的英雄往往有仙丹灵药；堂吉诃德按方炮制了神油，喝下去却呕吐得翻肠倒胃，桑丘喝了竟大小便同时失禁。骑士小说里的英雄都有神骏的坐骑、坚固的盔甲；堂吉诃德的驽马“难得”却是一匹罕有的驽马，而他那副霉烂的盔甲，还是拼凑充数的。游侠骑士的意中人都是娇贵无比的绝世美人；堂吉诃德的杜尔西内娅却是一位像庄稼汉那么壮硕的农村姑娘，堂吉诃德却说她尊贵无比、娇美无比，并且那位姑娘心中压根没有堂吉诃德这么个人，可堂吉诃德却摹仿着小说里的多情骑士，为她忧伤憔悴，饿着肚子终夜叹气。小说里的骑士受了意中人的鄙夷，或因意中人干下了丑事，气得发疯；堂吉诃德却无缘无故，硬要摹仿着发疯，尽管他苦恼得作诗为杜尔西内娅“哭哭啼啼”，他和他的情诗都成了笑柄。

    应该说，《堂吉诃德》并不只是一部讽刺灭亡了的骑士制度的长篇小说。兰姆所说不错，塞万提斯创造堂吉诃德的意图是眼泪，不是笑。堂吉诃德这个人物表面上的可笑，掩盖了一种能够彻底打动人心的伟大的思想，他仗义扶贫、锄除强暴，虽然世人都明白这是徒劳无功的，他却一往直前，因此堂吉诃德绝不是一部喜剧中的主人公，他代表着人类自身的浪漫、幼稚、冲动、质朴的情怀，他的美德使得他频频碰壁、以至被人看成是疯子，狼狈不堪。他的故事是一切伤心人的故事，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他要去申雪冤屈、救助苦难的人，独立反抗强权的阵营，要从外国统治下解放无告的人民——但是，这些崇高的志愿不过是可笑的梦幻罢了，在这个意义上，堂吉诃德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失败了的英雄，真正可悲可叹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那个时代，甚至是一切对他发出残忍的笑声的时代。

    《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那时菲利普三世接位不久，西班牙文学正当黄金时代，西班牙王朝刚由盛极转向衰微。在它最强盛的时期，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帝国，管辖大半个意大利和其他附庸国，它在荷兰驻有军队，征服了葡萄牙并吞并了葡萄牙的殖民地。同时，中部美洲和南美洲全部属于西班牙，在非洲、亚洲它也拥有广大的殖民地。自从1588年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海军歼灭，西班牙不复称霸海上，它在国际上的地位才开始衰落。可是，这个封建王朝在国内仍然是个很强的专制政权，资产阶级刚刚兴起，封建贵族已无力和王室对抗，堂吉诃德出身的那个绅士地主阶级已是没落阶级，参加不了封建贵族间争权夺霸的战争。他们地位低，轮不到在朝廷上做官，也找不到好差事，同时他们属于剥削阶级，从来不知道劳动，只会靠家产过活，整天无所事事。在这种背景下，骑士小说正是安慰人们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一剂良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堂吉诃德会认为，要扫除社会不平“莫过于游侠骑士和骑士道的复活”。

    骑士制度是在中世纪没落的。当时为封建君主效劳的骑士，多半是凶横的强徒。教会把这些骑士招致在十字军的旗帜下，企图用“骑士道”笼络他们——首先骑士是基督教的虔诚保卫者，应该奋勇歼灭异教徒，以求自己的灵魂永生天国。其次，应该忠于所属的君主，为君主增光；最后，应该恭谦侍人，扶助弱小，尤其当尊敬贵妇人。为贵妇效劳，在诗人的歌谣里渐渐成为向贵妇用情；于是对情人用情专一，又成了骑士的一项重要职责和美德。但一般中世纪的骑士，并不能奉行“骑士道”，他们恣横骄纵，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英雄，使十字军屡屡大败。从此，组织严密、配备枪炮的军队，取代了各自为政的骑士。到了十五六世纪，国家的强盛、中产阶级的兴起、新世界的发现等等，使游侠骑士成了历史上的陈迹。但骑士道所宣扬的舍己为人的武侠精神，却流传下来。

    以后的骑士小说把那些游侠骑士神化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力大无比；而且有魔法呵护、神通广大，能长生不死；有灵丹妙药、能起死回生。他们歼灭敌人、卫国护家；斩妖魔、除恶霸，为世界上的人们造福。在堂吉诃德心目中，骑士小说里的每一个游侠骑士，都是活生生的英雄模范，所以他自负受命于天的事业，是要在他那个黑铁一般的时代，恢复原始的黄金时代。应该承认，堂吉诃德刚一出场，不仅他的面貌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他的性格也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他是个发疯的绅士，他疯病的症结，无非要献身做游侠骑士，济世救贫，干一番他所认为的千古流芳的大事业。不唯如此，堂吉诃德在西班牙和许多他冲杀过的地方被揉碎了近三百年，三百年来，塞万提斯也成为“不学无术”的代名词。

    但是，在塞万提斯改变初衷，把故事延长的同时，堂吉诃德的性格也逐渐成长、充实和生动，堂吉诃德就不仅仅是一个夸张滑稽的闹剧角色，《堂吉诃德》也不仅仅是一部夸张滑稽的喜剧作品，单纯滑稽打闹、引人发笑、鲁莽、固执、人文主义者的形象，不可能使得堂吉诃德的形象持久地深入人心。塞万提斯在充实堂吉诃德的性格时，不是把他简单地写成一个举止言行颇为可笑的勇夫，来和他主观上的英勇骑士相对，而是把他写成夸张的模范骑士。凡是堂吉诃德认为骑士应有的学识、修养以及大大小小的美德，他自己身上都有；不但有得充分，而且还过度一点。他学识非常广博，常使桑丘敬佩倾倒。他不但是武士，还是诗人；不但有诗才，还有口才，能辩论，擅说教，每每议论滔滔不绝，振振有词。他的忠贞、纯洁、慷慨、斯文、勇敢、坚毅，都超过了常人。他正像书中自命不凡的疯子，不触及他心理上的症结，他和常人一样；一触及他的症结，他就疯癫气十足，疯癫得可笑又可爱。堂吉诃德所携的侍从桑丘，一心指望主人做了大皇帝，照顾他做大官、发大财；他虽然识得风车不是巨人、羊群不是军队，他仍免不了傻气。

··Ⅲ··

    要我说，尽管如此，《堂吉诃德》却绝不是一部一个疯子带着一个傻子出来胡闹、不断被人捉弄的故事。海涅和屠格涅夫对堂吉诃德的评价很高，甘心为他伤心流泪，为他震惊倾倒。的确，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者看来，一个一心为着一个理想宁愿牺牲自己的人是深可敬佩的，纵然这个理想是和现实不相容甚至虚无缥缈的。他们让我们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堂吉诃德代表着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他坚决地相信，在超越了人类自身的存在之外，还有一种永恒的、普遍的、不变的东西是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根本，这些东西须得一片挚诚地努力争取，方才能够获得。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一个家境还过得去、满可以打猎看小说优哉游哉了度余生的绅士地主，却不甘心过闲散的日子，情愿承担起最艰险辛苦的任务，干大事，立大功，以至青史留大名，这种留取千秋万岁之名的志向，是符合当时的人文主义精神的。他认为吃苦挨打，原是游侠骑士的本分；经过种种锻炼，他愈发觉得自己勇敢坚定、温文有礼了。他末了虽败在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这也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堂吉诃德虽然常惹人发笑，他自己却非常严肃，他不仅面貌严肃，而且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他要做游侠骑士不是做着玩儿的，是死心塌地、拼生舍命地“做”。他表面的夸张滑稽直贯彻他的思想感情，他哭丧着脸，披一身杂凑的破旧盔甲，待人接物总按照古礼，说话常学着骑士小说里人物的腔调。他思想的滑稽也和他外表的滑稽相一致。他认为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类只像森林里的素食动物，饿了吃橡果，渴了饮溪水，冷了还不如动物身上有羽毛，现成可以御寒。他抱着他的一套理想，满腔热忱，一片苦心，尽管在现实里不断地栽跟头，却始终没有学到点儿乖。堂吉诃德的严肃增加了他的可笑，同时也代他赢得了更深的同情、更多的敬意。

    塞万提斯还在作品中为堂吉诃德添上一个侍从桑丘，使单纯的故事复杂、平凡的事物变得新颖有趣。两个人物相互对照，使得彼此的言行，都增添了意义。奥沃巴赫认为，堂吉诃德是有闲阶级，所以脱离实际、一味空想；因为他是没落阶级，所以想入非非要当骑士去干大事、立大功，而桑丘是劳动人民，所以脚踏实地。堂吉诃德抱着伟大的理想，一心想济世救人，一眼只望着遥远的过去和未来，看不见现实世界，也忘掉了自己的血肉之躯。桑丘则念念只在一身一家的温饱，一切从经验出发，压根儿不懂什么理想。这样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却会被眼望云天的幻想者煽动，跟出去一同冒险。

    堂吉诃德的历次冒险，总让我们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看到堂吉诃德的一些新的品质。从他的行为举动，尤其从他和桑丘的谈论里，表现出他的奇思异想，由此展现出他性格上意想不到的方面，使我们惊奇失笑。可是随着我们对堂吉诃德认识渐深，他的勇敢、坚忍等美德使人敬重，他的学识使人钦佩，他的挫折也就愈博得人们更深的同情。塞万提斯引导我们去注视他的鲁莽、荒谬、固执、一往情深，让我们发笑。这种笑不是冷冷的讥笑，而是温暖的笑。我们仿佛是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微微之处而笑他，也看到我们自身跌跌撞撞的过去和未来。

    不管堂吉诃德是想做中世纪的骑士还是16世纪的骑士，他都不是那种意义上的骑士，他是一个真正的游侠骑士。一方面，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是济世救人，决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一方面，他又不事空想，为自己的理想进行无休无歇的斗争。在这两方面，他是杰出的，堂吉诃德坚信自己的理想最美、最好，是真理正义。他对待心目中的情人一心向往、坚定不二，抱定自己的信念，矢志不移。他急切地要锄强扶弱，扫除世上一切罪恶，以至出门所见，尽是些为非作歹的强徒恶魔和待他救助的落难男女。尽管他给风车的翅膀打翻在地，身受重伤；尽管尘埃落处，军队分明只是羊群，他还执着地相信风车和羊群是魔法幻现的虚像。他受尽挫折也不丧气，挨打挨揍只看作本分。他明知在发明了火药的“倒霉时代”，单枪匹马的骑士比在古代冒的风险更大，成功更难，还是知其不可为而勉为其难。他虽然被人关在木笼里押送回乡，但他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对指着他叫他投降的矛头，他宁可送掉自己的性命，决不放弃“真理”，可见他对自己信念的坚贞不二，已经达到了极点。

    堂吉诃德深信自己是上帝主持公道的工具，他的手是清除世上一切罪恶的手。就是说，这个家伙，他不仅有理想，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实干家，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改造世界的战士。他的职责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走遍天涯海角，把害人的妖魔一一找出来，和它们拼死搏斗，然后把它们一一消灭。他相信自己的力量和恒心。清闲安适的家里他待不住，富贵人家的热情款待留他不住，他宁可在荒山野地里吃苦受罪。

    我的服装是甲胄

    我的休息是斗争

    我的床是硬石

    我的睡眠是长夜的清醒

    这正是堂吉诃德的写照。他看见成群挥舞长臂的巨人，毫不迟疑，马上就冲上去厮杀，准备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他碰到凶猛的饿狮，只防着自己的坐骑惧怕，从容下马徒步，准备和狮子来一番短兵相接的搏斗。战斗是他的任务，理想给予他无尽的勇气。魔术可以夺掉他的运气，却夺不掉他的力气和胆气。他那坚定不移，为理想奋勇献身的热忱，也达到了极点。

··Ⅳ··

    我们虽嘲笑堂吉诃德为虚幻的真理、正义、道德而斗争，然而真理是什么？正义是什么？道德又是什么？经过了许多个世纪无数人的探索，我们总也没有个准确的答案，真正的——也许是理想的或假设的——真理、正义、道德只不过是人们心灵深处的终极关怀，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设定、相互约束，而法律只不过是对真理、正义、道德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甚至是失败的一种手段。像堂吉诃德那样，挥舞长矛，迎着风车，为脱离现实的理想而战的人，并不罕见。

    作品中的堂吉诃德最终明白自己所读的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并且否定自己的游侠经历和自我塑造的骑士形象进而还原为从前的“善人”阿隆索·吉哈诺作为结束。对于小说的这一处理，并不能理解为作者借堂吉诃德的自我批判来否定骑士小说，如果如此，那么堂吉诃德建立在游侠过程中的热情、痴迷、执着、专注、勇敢和坚定之上的情感和行为的价值，将被彻底摧毁，他的人生意义也要被完全消解。

    堂吉诃德临终前的行为固然是由于他的幡然悔悟和继而产生的悔恨，但这只是他理智上的觉悟，是塞万提斯对他所作的理性宣判。其实，对堂吉诃德的致命一击，是觉醒后的他在情感上的极度失落和忧郁，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平常人而非大英雄，他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自己的信仰无人理解，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就内心情感而言，他依然维护着自己的信仰，虽然理智和现实已宣判了这一信念的虚幻和行为的荒谬，他的临终遗言是理性的自我嘲解和内心的无可奈何的写照。这是理想主义者从理想回到现实的失落。其实，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种种误会，用于欺人，也自欺。关键在于我们知道事情真相以后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堂吉诃德是失败的。

    《诗经》有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有人集注《离骚》，将这句话置于篇首，真是言简意赅。动若轰雷，息如败叶。自古以来，这早已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成败观。然而，又唯其如此，一切挣扎、较量、执着、维持才有了分量。虽然人性往往表现为被同化和诚服，而有些时候，屈辱中方能显现人性的高贵。堂吉诃德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的悲剧性正在于此：在他所有的智慧、所有的真诚、所有的勇敢里，最后都带有了某些惶惑。这对他来说是挣脱不开的，理想迟早要撞着现实，每每倒吸一口凉气，渐渐把心冷了。

    读《堂吉诃德》，感觉沉重。说“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是一种沉重，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也是一种沉重。那是积健为雄、化浑茫为平淡、不知何起也不知何终的沉重。说大了，这是在生与死、爱与恨、获得与失落、高屋建瓴与秉烛探幽之间的犹疑不安中挤迫出来的一声呐喊。一场风暴之后，平静纵然平静，雨停了然而雾并未散。尽管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人生的使命感并不因此而淡漠或断送，清风道骨依然是清风道骨，人性的樊篱也从来都是越不过的。

    人类的价值，同样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给自己的经历打上永恒的印记。生活的底子毕竟是现实而不是浪漫的，人间的牵绊是如此痛楚而又如此多情。

    （作者：李舫，系作家、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