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礼相成

    春秋时期（前770—前453）《诗》在由集“诗歌（歌辞）”“音乐”“舞蹈”三要素合一的艺术形式，向“音乐”“舞蹈”与“诗歌”相互分离过程中，发生了“诗礼相成，哀乐相生”（《孔子家语·论礼篇》）的演化。对此，可以从《左传》引《诗》意义建构方法视角观之。

    《左传》引《诗》用义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主要类型：

    一是以辞相类，即借助词语的语义关联性特征，将《诗》中词语的本义转化为语义相关联的引申义。比如，惠王十六年（前661），北狄伐邢，齐大夫管夷吾（管仲）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左传·闵公元年》）其下遂引《小雅·出车》四章“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两句。此所谓“简书”者，本指诫命之书，即用于国家危难时刻相告求救之国书；而管仲则解释为“同恶相恤”，借此以劝说桓公“请救邢以从简书”。又如，灵王十四年（前558），楚康王熊昭即位次年，选择公族中一批贤能者担任重要官员以靖国人，鲁君子认为：“楚于是乎能官人。官人，国之急也。能官人，则民无觎心。”（《左传·襄公十五年》）其下遂引《周南·卷耳》首章“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两句。此所谓“周行”，即大道；而鲁君子则解释为“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以美其使贤能者各就其位。

    二是以喻相类，即借助词语的喻义关联性特征，将《诗》中词语的本义转化为语义相关联的比喻义。比如，襄王十三年（前640），随以汉东诸侯叛楚，楚令尹鬬穀於菟（子文）帅师伐随，取成而还；鲁君子认为：“随之见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动，其过鲜矣。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左传·僖公二十年》）其下遂引《召南·行露》首章“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两句。此“谓行多露”，本为女子借仲春二月嫁娶成婚时节道路上多露水这一自然现象，表示自己有所忌畏而不行以婉拒骗婚者；鲁君子引之以隐喻违礼而行者必自取败亡，故必须要“量力而动”。又如，襄王二十五年（前628），晋司空胥臣（季子）举荐郤缺（成子）为下军大夫，文公以“其父有罪”质疑之，胥臣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其下遂引《邶风·谷风》首章“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两句。此本以采摘大头菜与萝卜时要叶不要根，以喻恋新人之色而弃旧人之德；而胥臣引之喻不以其恶而弃其善，以强调其君应取臣以善节之旨。

    三是以人相类，即借助人物的行为关联性特征，以《诗》中词语本指之人转化为他指之人。比如，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在郑大夫颍考叔成功劝说庄公寤生与其母武姜和好如初后，鲁君子指出：“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左传·隐公元年》）其下遂引《大雅·既醉》五章“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两句。此所谓“孝子”，本指主祭之周天子；而鲁君子则借指颍考叔。随着指称对象的转换，于是便将“吉礼”中的祭祖礼转化为“嘉礼”中的养老礼，将“父子”人伦关系拓展为“母子”人伦关系。又如，襄王十七年（前636），郑文公世子华（子华）之弟公子臧（子臧）出奔宋国后，癖好戴鹬冠，文公便派人诱杀了他；鲁君子认为：“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下即引《曹风·候人》次章“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两句。此所谓“子”，本指“非礼”之曹共公襄；而鲁君子则以“子臧之服，不称也夫”之语，来借指“非礼”之公子臧，将讥讽完全聚焦于违背服制方面，且将“君臣”人伦关系转换为“父子”人伦关系。

    四是以事相类，即借助事件的类别关联性特征，以《诗》中词语本指之事转化为他指之事。桓王二十年（前700），鲁及郑师伐宋；鲁君子认为：“苟信不继，盟无益也。”（《左传·桓公十二年》）其下遂引《小雅·巧言》三章“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两句。此本指幽王违背与诸侯间的会同盟约而致乱之事；鲁君子则借指鲁与宋两盟两会而违背盟约之事，以强调其“无信也”之旨，且将“君臣”之间的“上下”关系转换为“诸侯”之间的“同盟”关系。又如，景王三年（前542），卫卿士北宫佗（文子）对襄公“何谓威仪”问时，指出：“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臣有臣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其下遂引《邶风·柏舟》三章“威仪棣棣，不可选也”两句。此本指卫宣夫人自言其礼容威仪不可侵犯而贞壹不改嫁之事；北宫佗则借以泛指“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之事，从而将“夫妇”人伦关系拓展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人伦关系，进而强调保持威仪对于推行礼制的重要性。

    春秋时期一些贵族精英们采取上述多种类型的引《诗》用义方式——《诗》与礼新的纽结方式，是由于他们认识到：“礼”依然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之社会功能，便借引《诗》来阐释礼仪制度规范和伦理道德规范，意在重新建构以“五礼”为核心的礼仪制度规范与以“五伦”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保持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由此可见，正是在“诗歌”脱离“音乐”“舞蹈”而独立的新的文化环境中，他们以引《诗》取义方式，实现了由以“声”为用向以“义”为用的转变，创造出新的社会背景下“诗礼相成”双向动态运动的新形态，推动了“诗”“礼”“乐”关系的根本性转变，使“诗礼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而外延愈加广阔。实际上，这是他们对《诗》及其“诗礼文化”遗产，在价值认同前提下的一种创新转化。这无疑对当下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并将之转化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大有可资借鉴之处。

    （作者：杨秀礼，系上海大学诗礼文化研究中心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