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至情与民族大义

    汤炳正曾说，自己不仅“在小学方面受太炎先生的教益，更重要的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感情给我以巨大的影响”。1937年7月，他从苏州返荣成探亲，不虞被困故乡达六年之久。一次，前线葬埋抗日阵亡将士于文登县的柘阳山，他送挽联：“今朝雄志吞桑岛，终古英魂壮柘阳。”把宣传抗战救国看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故乡时，汤炳正撰成《五胡十六国纪年史》《史通校笺》《古音学管见》三部书稿。并云：“章先生平生仰慕顾炎武之为人为学。而对顾氏的经世致用之学，尤恪守不移。这与乾嘉学派为学术而学术的风气，迥然不同。我在抗日战争中，对先生的经世思想与民族意识，理解渐深。我的《五胡十六国纪年史》即由此而作。”又在《古音学管见》扉页写道：“我离开沦陷区后，我的妻子慕惠贞，为保存此书，又怕被敌人搜查发现，惹出祸事，乃剪去此处书名和人名，并把书藏在烟囱旁边的墙缝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才把此书带到四川。”

    汤炳正的屈原及楚辞研究，始于抗战后期。此时由于中华民族的危机，促使他在思想情感上与爱国诗人屈原产生了强烈共鸣。这里面当然也有乃师太炎先生的“爱国至情与民族大义”的潜在作用。但汤炳正并没有想到，他当时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日后竟会使自己成为这门学科的领衔人物。

    1985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在楚故都江陵成立，汤炳正当选为第一届会长（姜亮夫被推为名誉会长）。关于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就，李诚概括为：“如理史迁《屈原列传》之惑、破屈子生辰之谜、辟‘《离骚》乃刘安所作’之妄，论《楚辞》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倡‘神话演化常以语言因素为其媒介’之论，在国内外学术界皆有深远影响。”

    说到汤炳正的民族大义，这里只说一事。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个别著名学者提出“屈原否定论”。先生知道后，一方面鼓励黄中模将日本学者原著译出，并撰文讨论，一方面着手筹办“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以推动屈原研究的健康发展。

    汤炳正奔走呼吁，克服重重困难，于1984年5月在四川师范学院召开屈原问题讨论会。他在给黄中模的信中说：“敝院所主办之‘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开始因规模小，故邀人少（因招待所等条件限制）。不料‘请柬’发出后，引起全国学术界的连锁反应，要求参加者，络绎不绝，现已六次补邀，发出‘请柬’前后共八十多份。”又向与会者拟出：“（一）对日人的意见，应当纳入中日文化交流的范畴之内，而决不是声讨或挞伐。（二）措词命意，都应当以学术探讨的姿态出现，摆事实，讲道理，而决不是什么批判。”“对当时国内外所吹起的那股意图把屈原从中国历史上抹掉的不正之风，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与评议。”通过辩论，维护了屈原的存在与其著作权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地位。

    由于汤炳正及有关学者的努力，这次讨论会收到了预期效果。有学者说：“这次大会的论文质量、讨论情况、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其他全国性屈原讨论会。”《光明日报》等三十家报刊“发表了近五十篇文章，讨论与报道了屈原问题论争，遂成为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注目的重要问题之一”。汤炳正也因此赢得日本汉学界同人的尊重。在这件事上，他体现出章门那种“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的气概。这也正是他一生的学术追求。

    （汤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