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吴门书札里的“朋友圈”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一首汉乐府传诵了两千年，诗中那种开函展读的喜悦依然打动着今天的人们。

    今年8月，上海博物馆拿出馆藏的49通明代吴门书画家书札精品，以“遗我双鲤鱼”为题，办起了一个别致的小展。一直以来关于书札的主题展览很少，加之此番展品之精美和系统性，平素难得一见，吸引了众多观众慕名而来。

    “书札虽小，但可小中见大。书札，从历史的角度看，是历史的史料；从艺术的角度看，又是一件艺术作品。”本次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副研究员孙丹妍一直从事这批书札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她说，很想将从书札中读到的故事和产生的感动讲给更多人听，“希望这是一个看得懂的展览，一个有温度的展览。”

书札里的“两种人生”

    在古人书札中遨游，看这些在正史和权威著述中“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在眼前展现出“烟火气”的一面，孙丹妍乐此不疲。有同事打趣她：你这是“窥人私信”。

    “书札中，有他们为自己营造的精神桃源的吉光片羽，也有他们与各色人等往来，在各种事务之间周旋的繁冗与艰辛。他们既有常人所未有的翰墨风流和丹青雅尚，也要承担常人的苦乐与平凡。时代的风云与碎屑他们无不沾染。”孙丹妍说，借助书札，可以回到当时文人的生活中去。

    展线设计也由此而来。49通书札分为“世俗生活”与“艺术世界”两部分展开，对应着吴门文人“两个世界的人生”——一个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作为精神桃源的艺术世界，“两个世界”在展厅中央交汇成一张吴门人物关系图。

    展品中有一件《文徵明致妻札》，这是文徵明写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主要内容是询问家中事宜，银钱是否够用，并且叮嘱妻子叫家人在银钱上不要计较，落款“徵明付三姐”。文徵明的妻子在家中排行第三，故称“三姐”。这是极其家常的一封家书，书法却疏朗洒脱，灵秀萧散。此次还展出了多件文徵明致友人书札，件件法度谨严，自首至尾无一懈笔。这或许和其谨严笃实的性格有关。

    《王宠致王守札》是王宠写给兄长王守的一系列家书，所述历历也都是家中琐事。一位世人眼中的“翩翩佳公子”，原来也常为柴米油盐所扰，信中，王宠一一盘算家中田产如何分配租种，还要筹划欠下各处的债务如何偿还。因是家书，不仅言辞直白，书法也轻松随意。

    祝允明被认为明代书家第一，才情风流，性格倜傥不羁，书法上诸体皆善，面貌多样。此次展出的《祝允明刘姬词及致朱凯札》其实是装裱在一起的两件作品，难得的是，两者都是小楷，并且是两种不同的体貌。《文彭致钱榖札》是文徵明的长子文彭写给好友的信札，信中他与钱榖讨论了新近见闻的书画、印章、古玩等文人雅好。

    “书札具有历史和艺术的双重价值，可以鲜活地反映当时人的真实生活状况，包括当时的考试、画家如何谋生、如何种田、米价涨跌等等。现在来看，这些信札都是艺术作品，可以反映他们作为艺术家的一个侧面，所以说，书札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孙丹妍说。

书札里的“朋友圈”

    家国民事、茶酒韵事、诗文雅事、书画逸事——书札虽小，却包罗万象。展品中，《吴宽致欧信札》这通书札，曾经由现代绘画大师吴湖帆收藏，他将其定名为《唐寅乞情帖》。书札的内容涉及了明代著名的弘治科场弊案。这通信札既能看出吴宽对后辈的关怀与爱护，也反映出了苏州文人提携后辈、爱才惜才的风气，这也是吴门得以聚集人才、形成一个影响广大的艺术流派的原因之一。

    孙丹妍告诉记者，研读这批书札后，她和同事制作了展厅中央的吴门人物关系图。“吴门就是一个巨大的关系网，两个人之间总有一条线可以将他们联系起来，如姻亲、师生、朋友、同僚、父辈世交等。吴门地区艺术风格的传播与盛行，和吴门地区文人愿意抱团、愿意一起向上发展的风气是分不开的。”

    展示的书札里有一部分呈现了吴门文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孙丹妍说：“有些书札很长，是正式的信，有些就相当于小便条，我们现在发微信，他们就是用小纸片传来传去。他们彼此间住得也不是太远，大多都在苏州城里。比如请你来吃顿酒，谢谢你来看过我，后面附赠茶叶一包或自己写的书法几张等。这部分占了文人手札里的很大比重，可以说，书札往来也是维护关系的一种社交行为。”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此次展览在展陈上做了一些调整。每件展品旁放置了两张小说明牌，一张是作者的信息和受信人的情况，另一张将信的内容以白话文翻译出来，减少观展中的隔阂。需要了解更多的观众，则可以扫二维码阅读释文和解释。对一些书写精妙的书札，还会有对其书法特别之处的解说。“过去上海博物馆很少用这种形式办展，我们试着把看似高雅的书法艺术变得接地气一些。”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仲谋说。

    “此次展览没有宏大的叙述，而是充满着日常的情节和轻松的口吻，是一场在学术研究基础上具有原创性的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道不尽的书札故事

    在中国古代，书信被喻为“锦鲤”“飞鸿”“青鸟”“彩云”，是人们互通消息的工具，也是承载一切美好情感的使者。艺术史上，早期的书法史几乎是以书信写就。西晋陆机《平复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名家法帖墨迹，被称为“法帖之祖”，它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留下的书迹，不论是墨迹还是刻帖，几乎都是信手所书的书札。

    杨志刚告诉记者，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历代名人尺牍至为丰富，明清尺牍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异常精美。以史料价值而论，这些信札内容上至朝政民生，下至家事儿女，或文章酬唱，或艺苑交游，几乎无所不包，是对整个时代的文人生活与艺坛风尚最直接、最鲜活的反映。以艺术价值而论，信札随意写就，是作者在最自然状态下的作品，体现了作者最原始而不加修饰的书写习惯与书法面貌，能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其艺术风格。

    此次展出的还只是上海博物馆馆藏书札的很小一部分。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原保管部主任张雷透露，上海博物馆正在对大量明清尺牍加以整理研究，在明代尺牍中，将以不同地区的书家为脉络，陆续推出分卷。上博馆藏明代尺牍中，当朝名人几乎齐全，除了书家、作家、诗人、画家之外，一些封疆大吏、宫廷臣属，特别是晚明的各种历史政治人物尤多。这些书札内容较为系统，文史资料丰富，极有文物文献价值。

    “书札是一个可以持续挖掘的主题。”孙丹妍说。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22日。上海博物馆近期陆续推出6场关于书札的免费公益讲座，上博亲子教育平台将在9月推出“小小笺纸创绘师”“创造方寸姓名印”等亲子课程。

    （本报记者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