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得像个孩子

    【师友印象】

    近日从《文艺报》上得知，老诗人苗得雨于7月12日逝世。恰好是那一天，我还在《文艺报》上读到他的散文《京剧中三个最好的调》。

    他年长我三岁，我年轻时就喜欢他那种朴实无华却让人们喜闻乐见的诗风。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诗歌理念，雷打不动，即使是最好的诗友之间发生分歧，也不让步，有时天真得像个孩子。我以为，他的天真即是诗人的本性。

    《文汇报·笔会》曾刊载过邵燕祥先生的一篇散文《一九六三年的邂逅》，回忆他曾在北京某剧团打杂，1963年随团赴重庆演出时，四川诗人孙静轩到后台找他，提及当年在文学讲习所，孙诗人与“孩子诗人”苗得雨两个大男孩“斗气”的一段佳话。

    2000年时逢鲁迅文学院（该院前身为中央文学硏究所，从第二届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5年改名为鲁迅文学院）建院50周年，我是文学讲习所的第六届学员，受学院委托，主编《文学的日子——我与鲁迅文学院》一书，使我有机会接触和熟悉了历届学员。孙、苗两位诗人都是我的学长，又是诗友，1956年我们还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老熟人加上不同届的老同学，他们自然都成为《文学的日子》的重要撰稿人。

    孙静轩1930年生人，原名孙业和，山东肥城人。苗得雨1932年生人，山东沂南人。两个山东汉子，老乡加老相识加诗友，在文学讲习所同住一室，最初基本上相安无事，可是两位诗人性格不同，爱好也不一样，对诗歌的美学追求又有较大分歧，尤其二位当时都处于年轻气盛之时，住久了便发生了思想冲突，最后矛盾竟上升到“肢体接触”，闹得左邻右舍的张志民、刘大为、胡尔查、董晓华都跑过来劝和。这即是被视为第二届文学讲习所最大笑料的“土洋诗人之战”。

    两个山东籍的诗人，苗得雨五大三粗，孙静轩瘦骨伶仃，但俩人都是好斗的公鸡，从他们“斗”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对各自艺术追求的虔诚与执着，也看出了两个年轻诗人的单纯和天真。开始，两个人想“分居”，苦于房子紧张，孙诗人便提出居室一人一半，中间挂一条床单，各自为政，彼此互不干涉“内政”，“一房两制”。建院50周年纪念会时，两位都到场了。孙静轩对我说：“那时我和老苗提前体验了‘一国两制’。床单的这边是我，桌上摆的是维纳斯和贝多芬的塑像，墙上贴的是俄罗斯的油画；床单的那面是老苗，桌上摆的是泥人张的胖娃娃，墙上贴的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我们的寝室，简直就是缩小了的东西方两个世界。老苗说我这一半是资产阶级小王国。”

    孙静轩说，他和老苗闹到这个地步，都怪老苗总想改造他，对他的生活方式一百个看不上。孙静轩喜欢穿皮鞋，苗得雨最爱穿布鞋。老苗说皮鞋硬，脚不舒服，总劝孙静轩改穿布鞋。孙静轩常去游泳池游泳，老苗说，男男女女光着屁股一起洗澡，像什么话。其实孙静轩也想改造苗得雨，而且逼着老苗就范。苗得雨说孙静轩被“洋化”了，孙静轩就说电灯是外国传来的，你不洋，有本事就点油灯。老苗真有股山东汉子的“牛劲”，当真把电灯泡扭下来，买了一包蜡烛来点。孙静轩还是不饶不依，说蜡烛叫洋蜡，也沾个“洋”字。老苗反唇相讥：你买油灯来，我不点是小狗。

    有一次，讲习所的学员到东单大华电影院看电影，大家都在鼓楼站等电车。孙静轩故意气苗得雨：“电车也是洋玩意哟，是好样的就不坐。”孙静轩以为这回他可占上风了，没想到苗得雨又来了牛脾气，不坐就不坐，他甩开两条行军走路的腿，真的呱嗒呱嗒地走了。孙静轩和其他同学已经在电影院坐了好久，才见苗得雨满头大汗地走进来。

    多年来在诗歌圈子里所传的“土洋诗人之战”，现在听来好像是个笑话，在当时确实是两个大男孩在“斗气”。不过两个诗人的天真，至今想起还是很感动。一个人对信仰的忠实，对艺术追求的虔诚，最接近天真了。现在想来，不论是孙静轩，或是苗得雨，很像两个孩子，孩子气可能就是诗人的天性。

    保持孩童时代的感情，并把它带进成为诗人后的脑海中去；把穿开裆裤时的天真无邪，以及那时对大千世界的惊喜感、新奇感同成年后司空见惯的各种事物结合起来——在那个结合的“点”上，往往可以捕捉到诗。大雪落在奔腾的江河里，瞬间被多情的江水河水拥抱了，融合了，这场面人们何止见过成百上千遍，谁发现了其中的诗性？苏格兰的诗人彭斯便发现了：

    就如雪片落在江上

    一刹那间的白——随即永远消失！

    什么是诗？这等于问什么是诗人。童心是诗人，天真是诗人，诗人是不按世俗规矩出牌的人。他们心甘情愿地从事自以为甜蜜的苦役，毕生走在泥泞曲折的人生之路上。老苗直到耄耋之年，仍保留着天真和孩子气。诗人不应该过于成熟，过于成熟就可能过于圆滑，鹅卵石属于饰物，永远不会成为诗。

    老苗到天堂后，或许会跟他的老乡孙诗人继续生前的辩论。

    （作者：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