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开发到大禁伐

    【中国故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如果说当年开发林区是共和国生存的需要，那么今天林区大禁伐则是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题记

 

一

 

    突如其来的震颤中，伐木人的日子瞬间断了。一声令下，林区全面大禁伐开始了。斧锯入库，再也听不到吼声震天的伐木号子了。在大禁伐的过程中，林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黑龙江省绥棱林业局。弯腰塌背苫着茅草的板泥房子不见了；里倒外斜横七竖八的木障子不见了；垃圾满地污秽不堪的道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格调别致的楼群，常青的绿篱以及斑马线分明的路面。文化广场、图书馆、电子书屋、吴宝三文学馆、孔子学堂、道德坊、幼儿艺术中心、民俗一条街，现代城市所具有的一切，林区应有尽有。不仅如此。林区与林区人，更拥有属于自己的荣耀、尊严、快乐和幸福。

 

    一个现象或许能说明点什么——近五年来，绥棱林区外来定居人口净增21000人。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也一定往利处去，往好处聚。那些年，人们纷纷逃离林区，一度出现“空壳”现象。如今，人口流向发生逆转，林区又一次成为了创业者逐梦的热土。

 

    其实，绥棱林业局仅仅是现代林区的一个缩影。

 

    我国重点国有林区有135个林业局，主要分布在东北、内蒙古及西南的广大山区。国有林区作为我国最大森林资源后备培育基地和木材、林产品供应基地，一直承担着国家商品材供应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累计为国家提供木材十几亿立方米。有人形象地比喻说，这些木材累积起来可以架一座地球通往火星的桥——那是一座多么壮观的桥啊！

 

    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黑龙江省伊春林区调研。

 

    伊春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总书记十分关心林区大禁伐后，林区产业转型发展和职工安置情况。在上甘岭林业局，他实地查看了天然林保护情况。还走进林场职工家里，同林业职工拉家常，了解转岗就业和生活状况。习近平强调，林区转型发展既要保护好生态，也要保障好民生。他说，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在友好林业局蓝莓园里，他说，发展蓝莓产业，要高度重视研究市场规律，充分调研国内外蓝莓产业发展现状，防止在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时候市场趋于饱和，影响可持续发展。传统林业转型方向主要集中在与农产品有关的产业上，但要打开思路，不要单打一，注重多元化。

 

    殷殷嘱托，绵绵厚望。林区焕发出了活力和生机。仅仅一年的时间，伊春林区一批转产项目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总投资五亿元的高锶矿泉水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封顶，厂房内部装修正在进行中。黑木耳全产业链项目生产线已经开始试生产。红松全产业链项目已经完成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湛蓝的天空下，蓝莓园里充满了生命的律动。自然法则与经济法则在这里相互叠加，并且生成许多意外和惊喜。蓝莓种植面积稳步扩大。用蓝莓做原料已生产出冰酒、红酒、白兰地及饮料等系列产品。此外，丰园、丰林和广川果业等多家蓝莓加工企业也相继投产，产品销路甚旺。

 

    不过就是矿泉水吗？不过就是黑木耳吗？不过就是蓝莓果吗？然而，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林区人也开始学会用生态眼光和市场经济思维来看待林区事物了。

 

    那句话常常在林区人的耳畔响起——“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因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二

 

    大兴安岭。山那边是岭，岭那边是山，山岭相加，岭山相叠，裹山盖岭的林子无边无际。老舍先生说，大兴安岭的名字叫得响亮、悦耳，听着亲切、舒服，有兴国安邦之意——这不是老舍先生的原话，但意思是这个意思。老舍曾于1961年应乌兰夫之邀前往大兴安岭采风，乌兰夫是时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叮嘱乌兰夫：“应特别提醒你们注意，不能把采伐木材当成财政任务去抓，而应科学合理地去采伐，即护林育林的长远打算去采伐。”受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乌兰夫给大兴安岭定下一条规矩：“左手砍，右手栽。”那时还没有生态建设这个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采伐与造林并重。可惜，由于当时国家建设急需木材，大兴安岭人战冰雪，斗严寒，砍树的速度远快于栽树的进度，在“顺山倒！”的号子声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遗憾。

 

    林与水的关系从来说不清楚，其实不用说就清楚。

 

    大兴安岭是额尔古纳河、嫩江、黑龙江的水源涵养地，是嫩江和额尔古纳河两大水系779条大小河流的发源地。以大兴安岭山脉为界形成两大水系，岭东的甘河、诺敏河、绰尔河等流入嫩江；岭西的海拉尔河、根河、激流河等汇入额尔古纳河。林区水量甚大，土质也十分优良，弯腰抠一捧，用力攥一攥，几乎能攥出油来，那是松针及森林腐殖层演化成的灰色土和黑钙土，劲儿冲得很，长出的东西也富有阳刚之气。

 

    大兴安岭及东北林区还是我国独有的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天然生物基因库。如果没有这几片森林，就没有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嫩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和绥芬河的一脉脉清水。

 

    可以说，正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张广才岭、老爷岭、完达山和长白山的森林生态系统，构筑了我国北方生态屏障，维护了“东北大粮仓”的粮食生产的安全。

 

    中国人都知道，在祖国的北部和东北部有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长白山。20世纪80年代之前，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那时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的木材生产是新中国的主要财政来源。从抗美援朝，到国民经济恢复以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几乎都是由“大木头”支撑起来的。整个“一五”期间“大木头”产值占同期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大木头”的利税额曾名列全国前三位，林区为新生共和国的国有资产的原始积累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急需木材。从林区调运枕木给铁道交通部门是一项军事任务，林区工人夜以继日地用带锯赶制枕木，支援铁路建设。恢复交通所需电柱从林区调运，恢复煤炭生产采矿所需的坑木由林区供应。还有军工用材，如枪托、手榴弹柄、军工箱等均由林区承担制作和调运任务。此外，林区还承担了恢复公路交通和工业民用建筑所需木材调运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中，作为主要木材生产基地的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保证了抗美援朝前线的木材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光是大兴安岭林区调运出的枕木、方材以及柱木、原木，总计有不下十万立方米的木材运往朝鲜战场。1959年，国庆“十大工程”建设在共和国往事中占据着重要一页（国庆“十大工程”是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中国美术馆、北京展览馆、工人体育场、民族文化宫）。“十大工程”的建设从设计到竣工均用了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他提出，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要互相呼应。著名建筑设计师张开济先生参与了当年的设计。他回忆说：“人民大会堂的柱子是圆的，历史博物馆的柱子是方的，这些木料都是从大小兴安岭林区和长白山林区调运来的。”

 

    20世纪60年代，中国援建坦赞（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所用的大部分枕木同样来自大小兴安岭林区和长白山林区。1976年9月，大兴安岭林区还接受了建设毛主席纪念堂木材供应任务。接到通知后，大兴安岭林区迅速组织力量，由乌尔旗汉、图里河、伊图里河、阿尔山、绰尔等为主的林业局，调运了以落叶松和樟子松为主要材种的木材，保证了毛主席纪念堂建设。

 

三

 

    小兴安岭。绥棱林业局有一个“林区文化博物馆”，里面陈列着当年伐木人使用过的工具。博物馆的造型颇有创意，室内墙上挂着马灯、饭盒、皮袄、皮裤、狗皮帽子、手闷子；桌上放着摇把子电话、卡尺、板斧、快马子、油锯；地上摆着爬犁、冰车、扳钩、压角子、抬杠。这些老物件，让老一代伐木人的形象再次明晰起来。

 

    说到伐木人，不能不提到锯。

 

    锯是伐木人力量的延伸和放大。林区开发初期，伐木人依然采取的是原始的作业方式——使用“二人抬”的大肚子锯采伐。大肚子锯俗称“快马子”，是从俄国西伯利亚林区传入我国北方林区的。直至1951年，林区才开始推广弯把子锯采伐。这种锯，一个人操作，使用灵活、携带方便、效率提高了不少。伐木时人可以坐在地上或是单腿跪在地上，既降低了伐根的高度，节约了资源，又可控制树倒方向，比“二人抬”的大肚子锯相对安全。1953年，中国首次从苏联引进了“哈林”油锯，从此大小兴安岭林区和长白山林区步入机械化采伐木材的时期。

 

    当时，林区的道路很少，运材则多是采取水运和马拉爬犁冰道运材等方式。冰道马拉爬犁运材，一次载量五立方米，相当于马拉四轮车“连楂滚”运材的五倍。冰道一般在秋天修建，先将地刨平，道两侧推起围堰，待入冬下雪冻实即可。沿途设若干个养护点，点内有水井，养护工负责冰道积雪与冰沫的清除，每天用水浇一遍冰道，使之平整光滑，这一职业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养路工。后又陆续使用铁、木轨双滑杠集材、人力串坡集材、人力拉爬犁集材、畜力集材等方式。集材时，往往根据山势、地貌、坡度大小、集材距离远近而灵活采用最适宜的方式。将伐区内的原木运到楞场后，把分散的原木按树种、材长、粗细归成若干个垛叫归楞。归楞全部靠人力作业，一般由四人或六人一组抬一根原木，遇到特大原木时临时组合为八个人抬，使用工具有肩杠、卡钩、扳钩、压角子等。随着科技的进步，林区后来陆续有了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油锯采伐、拖拉机集材、绞盘机归楞、装车，森铁火车运输、汽车运输等采、造、集、装、运、归的全新的工艺流程。

 

    当年，伐木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由于劳动强度大，汗水把羊皮袄、棉袄、棉裤、毡疙瘩和靰鞡都湿透了，又没有换的穿。所以，收工后常常是十几个人围着铁炉子、身子脱得精光挤在一起烘烤衣裤和靰鞡，那味道又酸又臭。除此之外，吃住问题给伐木工人带来了更加严酷的考验，他们住的地方是工棚、地窨，睡的是小杆搭成的大通铺；吃的水是用麻袋装着的冰块或雪块化成的，窝头、冻白菜汤是家常便饭，大米白面等细粮很少。食堂师傅做菜的方法极为简单，将冻白菜、大头菜就冻切碎放入锅里，添水、放盐，待煮熟后，再在菜汤里放入一勺豆油，俗称“后老婆油”。这还不是人们顿顿都能吃上的，蔬菜供应紧张时，连咸菜疙瘩，大酱都吃不上，吃饭只能就盐水。

 

    1961年，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来到林区，仔细询问了林区人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当听说林区吃蔬菜困难，部分职工患浮肿病时，当即吩咐各林业局要办农场种菜，并指示粮油部门供应林区工人和居民每人每月一斤黄豆。工人们都激动地说，这是刘主席送给我们的“营养豆”。此“营养豆”一直供应到粮油市场放开——“粮食供应本”作废为止。各林业局纷纷搞起种植业和养殖业，不同程度地缓解了人们吃菜难的难题。

 

    也是在这次视察中，针对林业职工大多单身，家属都在外地这一现状，刘少奇主席说：“你们是林业生产的主人，要把家属接来，在林区安家落户，因为林区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你们。”各个林业局把将家属接到林区列为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开始建房、造屋，改善居住条件。家属们来了，有一些家属又将自己的姐妹、亲戚和朋友也带来了。一些单身汉又回到自己的老家，娶回了媳妇，从此，林区便逐渐热闹，红火起来。

 

    林区人多了，就得需要吃饭、穿衣，于是粮店、商店便应运而生。有了孩子，自然得办教育，于是又有了学校。校舍是大地窨，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都在地窨里上课，桌椅都是用木板搭的，三个年级一个老师轮流上课。人吃五谷杂粮哪能没有个头疼脑热的，于是又有了医院。当初，医院的设备也相当简单，草药多半是医生们自己上山采来的。就这样一点点地发展，林区就形成了企业办社会的格局。

 

    其实，与其说企业办社会，不如说“大木头”办社会更准确。因为林区办一切事情，都取决于采伐了多少“大木头”。

 

    采伐并不等于毁林，因为森林本身就有一个自然更新的过程。但采伐如不加以控制，不按照森林固有的法则进行，那么就有可能导致乱砍滥伐，甚至毁灭性的破坏。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起步，对木材的需求量极大。从1978年到198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木材消耗量最大的时段。大兴安岭林区日渐消瘦了，小兴安岭林区日渐消瘦了，长白山林区日渐消瘦了。林子越来越稀，林区似乎大大伤了元气，像个重症病人整日里气喘吁吁。其实，何止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林区呀，四川林区、粤北林区、闽西林区、滇黔林区、湘西林区和赣南林区均频频告急。真正了解林区内情的，还是林区人自己。可他们心中的隐痛有多少人知晓呢？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随着大禁伐的一声令下，几十万名伐木工人将手中油锯变成了种树的锹镐。

 

    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林业职工当年从事伐木，支援国家建设，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要对有限森林资源实行保护。当年砍是必要的，现在护更是必要的。

 

    真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呀。国家需要木材时，就当砍树英雄；国家需要生态保护时，就当种树英雄。在“林老大”眼里，国家利益从来都是高于一切的呀！

 

四

 

    当年，森林小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时间是有方向的。时间的方向永远不可倒转，时间的方向永远向前。

 

    “当森林全部封禁，停止一切采伐之后，林区的替代产业找到了吗？”2017年7月18日，在绥棱参加黑龙江省林区文化建设座谈会期间，我曾向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党委书记李坤提出这个问题。

 

    李坤慢条斯理地回答：“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找到了，但不是全部。”我问：“什么产业？”“旅游，全域生态旅游。全域生态旅游是黑龙江林区替代产业的发展方向。”李坤说，“大禁伐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黑龙江林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大森林、大冰雪、大湿地、大湖泊，还有过去少有人迹的荒野正在成为一处处生态旅游的胜地。”

 

    什么是旅游？旅游就是寻找差异。近五年来，黑龙江林区生态旅游闻名遐迩。亚布力、汤旺河、镜泊湖、威虎山、雪乡、凤凰山、柴河等著名景区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林区生态旅游产业集合带初步形成。光是2016年，林区就接待游客九千万人次，实现产值五十亿元，创造了少有的经济增长奇迹。

 

    “除了全域生态旅游，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李坤刚要说，却又停顿了，他说，“还是先不说了吧。等我们完全找到之后再告诉你吧！”

 

    受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一个叫缪尔的人，于1901年写出了一本曾影响了美国总统的书——《我们的国家公园》。他在书中写道：“森林公园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木材与灌溉河流的源泉，它还是生命的源泉。”他进一步写道，“森林作为用材林，它们的价值并不大，然而作为鸟和蜜蜂的牧场，作为灌溉农田的水源的涵养地，作为人们可以迅速避开灰尘、热浪与焦虑的世外桃源，它们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这位被后人称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的缪尔，蓝眼睛、卷发、长胡子，面相跟恩格斯很相像。他说：“我用尽浑身解数来展示国家森林公园的美丽、壮观与万能的用途，就是要号召人们来保护它们，在保护的同时，来欣赏它们，享受它们，使它们得到可持续的合理利用，并将它们深藏心中。”

 

    李坤的嘴巴一向很紧，没有看准的事情，轻易不说。不过，林区的全域生态旅游，是他早就看准的事情了。

 

    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们是不顾一切地奔向毁灭，还是诗意地踱向未来？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每个人做出回答，却需要每个人都进行思考。在这个几乎一切都可以速成的时代，我们忽略了树尖上的四季变化，忘记了田野中还有蛙鸣，森林中还有鸟语。我们的脚步应该慢下来，我们的心应该静下来。

 

    森林是一个生态系统概念，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树。在森林群落中包含着许多生物群体，它们各自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格局，通过生存竞争，吸收阳光和水分，相生相克，捕食与被捕食，寄生与被寄生，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构成了一个稳定平衡的生态系统。

 

    最早把森林视为生态系统的，是德国林学家穆勒。1911年，穆勒说：“森林是个有机体，其稳定性与严格的连续性是森林的自然本质。”

 

    在李坤眼里，林区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是神圣的。

 

    一个健康的国家，必然是一个绿色繁茂的国家。

 

    绿色不仅代表生命、象征活力，预示健康，更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生态容量相适应，不能以损害和降低生态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为代价，不能以危害和牺牲人的健康及幸福为代价。

 

    林区如何改革？怎样改革？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回答的。但我能回答的是，改革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要解决林区的问题，必须将改革进行到底。

 

    绥棱林业局党委书记邓士君说：“我每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这片森林生长得更好，为了让守护这片森林的人生活得更安宁、更有尊严、更感到快乐和幸福。”

 

    林区的未来取决于什么？除了国家政策的扶持和对外部环境因素的适应，归根结底的是，林区的未来取决于林区人自己内在的动力，取决于林区中的一草一木焕发出的生机。俄罗斯著名导演塔克夫斯基说：“今天的时代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所期冀的未来已经直接呈现于我们面前。它的将来会怎样，完全取决于我们今天怎样做。”

 

    忽然又想起另一句话：“极端的绝望与极端的幸福之间，只隔着一片震颤的叶子。”

 

    那片叶子的背后是什么？我分明看到，那片叶子背后是林区人的奋进、追求和渴望，以及生生不息的精神。

 

    （作者：李青松，长期从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现任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品有《遥远的虎啸》《告别伐木时代》《一种精神》《茶油时代》《粒粒饱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