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时期科学家的初心】
“老师”是黄大年极为看重的身份。
几乎所有走进黄大年办公室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细节,仅在办公桌里侧并排放置着两把椅子,外侧则没有。
“这是先生的习惯。”黄大年的工作秘书王郁涵告诉记者,黄大年2009年归国至今,他带的40多位学生都是和老师并肩而坐,写材料、改论文,接受指导。
对于以秒来计算工作时间的黄大年来说,办公桌旁的这两把椅子或许是陪伴他时间最长的“战友”。
其中一把略矮的椅子是黄大年坐的。“他经常跟我们讲,要有坐功。他觉得那把椅子适合自己,坐起来比较舒服,因为一坐就要十几个小时。”王郁涵说。可能是时间久了,黄大年坐的这把椅子把手已经破损,破损处被用胶带包裹好。
每当再次来到这间办公室,黄大年生前的助手于平脑海中就会浮现黄大年和学生在办公桌前并肩而坐指导教学的场景。
只要黄大年在学校,白天上班的时候,办公室门口经常排着长队,众多学生和青年教师轮流在靠外的椅子上向他请教问题,助手甚至想在门口安一个“取号机”。让许多人感慨的是,这样一个科学家,没有半点儿架子,学生问一个问题,他能讲两三个小时,倾囊相授。
40多位经过黄大年悉心指导的博士、硕士,如今都已是各个科研单位的主力。“他们的科研能力、学术水平都是黄老师手把手指导出来的,他时刻都把培养年轻人放到优先位置。”话到此处,于平有些哽咽。
黄大年在电脑里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一个读书报告和学习笔记的单独文件夹。“他的办公室我们可以随时推开门进去,坐在老师身旁听他解答问题。”黄大年的学生周文月回忆。
周文月还记得拿到自己第一个笔记本电脑时的激动。作为国家多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身后还有多个科研团队和一批硕士、博士生,2010年,黄大年仍然决定接受吉林大学首个本科“李四光试验班”班主任的职务。他自掏腰包给全班24名学生每人配备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2014级博士生张代磊到现在才知道,当年黄老师给他“解决”的学费根本不是学科经费。“2014年国家对博士生收取学费,我和两位师弟家里穷,为这事愁了一个星期。那年‘十一’,黄老师问我们是不是遇到了麻烦。第二天,王秘书交给我们3万块钱,说是从学科经费里节省出来的。第二年的学费也是这么解决的。直到黄老师去世,我们才知道,当年黄老师是用自己的钱把我们扶上了马!”
这样的故事,在黄大年教过的学生中,比比皆是。2015年5月2日凌晨2点12分,黄大年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在同样的地点,一些学生已经毕业远走高飞,离开了此时的照片镜框;一些新面孔又填入进来,开始又一轮拼搏成才。离开的都那么优秀,进来的都那样信心满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生,进是青涩出是才。作为老师决不能亏待了这帮孩子,决不能耽误了这拨人才。”
(本报记者 杨舒 鲍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