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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实施离不开法律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年来，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多次被解释适用，时效性很强。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对香港基本法作出过5次解释。同时，香港法院在个案审理中解释基本法的情况也相当普遍。
分析基本法解释的特点，我们发现，在政治层面，其彰显了“一国两制”这一伟大制度的巨大包容性；在法制层面，其展现了中央和香港特区以法治视角和思维解决分歧，达成共识的态度和努力。在20年的发展实践中，香港基本法解释呈现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高度融合了两大法系的解释制度。根据基本法规定，从解释主体上看，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基本法解释权，体现了“一国”的要求；香港法院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依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回应了“两制”的需要。由立法者解释法律是大陆法系的传统，而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解释法律是司法的职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都享有解释权，体现了两大法系法律解释制度的融合。从解释效力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最终解释。有人担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会损害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事实上，基本法在配置解释权时，体现了对特区终审权的保护。在解释启动上，基本法规定了特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特有程序。提请解释可看成是基本法解释制度特设的一个协调沟通程序，有利于维护终审法院的司法权威。2011年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金）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是以法治思维解决争议达成共识。“一国两制”涉及两种法律传统和文化，这意味着基本法的实施将伴随着争议。在面临分歧时，以法治思维、法律方式解决争议，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主要采取原意解释的方法，而特区法院的司法解释则在综合目的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的基础上侧重文义解释。解释方法不同，解释结果就可能不同。我们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技术日臻成熟，特区法院的法官则以论证严密、说理详细的判决书，展现了专业精神和法律职业操守。可以说，中央和特区都力图完善解释方法和技术，在法律层面开展交流和对话。
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尽管一些问题尚存争议，但不可否认，基本法解释实践取得了可喜成就。
其一，解决了基本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成文法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并且这一局限性在法律面对千姿百态的社会事实时，才更加凸显。正是成文法的局限性，给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留下了空间。当产生争议的各方把纠纷付诸法院，该如何解释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如何填补法律漏洞是法官适用法律、裁判案件时需要面对的。以第一次释法为例，香港终审法院在个案中判定，港人在内地所生的子女享有居港权。争议虽起于个案，但不止于个案，因为争议事项远非个例。香港特区政府预测，该判决将引发167万人涌入香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释法纠正了终审法院的司法解释，给特区政府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次释法给居港权争议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规范依据。第二次、第三次释法虽无关诉讼案件，但通过释法明确了香港政治体制由基本法规定，明确了行政长官的剩余任期，对香港政治体制的发展影响深远。基本法解释已经成为香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法律基础。
其二，维护了基本法的宪制性权威。香港基本法作为一部宪制性法律，把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确定下来，是依法治港的法律基石。维护基本法的权威，就是维护“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就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和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在香港社会出现了歪曲解释基本法、挑战基本法权威的言行。2016年10月的立法会宣誓事件，便是公然违反基本法的行径。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时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释，明确了公职人员就职宣誓的宪制含义，有力维护了基本法的权威。
其三，充实了宪法规定的人大释法机制。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基本法是在全国适用的宪法性法律，鉴于基本法的特殊性，可以说，基本法解释充实了人大释法机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围绕基本法解释的提请主体、启动程序乃至解释溯及力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与思考，将引发我们重新审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进而促进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发展。
法律在不断解释中发挥生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加强沟通，基本法解释制度将不断完善，进而充分发挥基本法的生命力，为“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制度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作者：焦洪昌 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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