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与成功实践

    【光明专论】

    非凡时代催生伟大理念。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进入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随即提上了中央领导集体议事日程。面对这份沉甸甸的历史考卷，必须解答好两大难题，一个是用什么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诉诸武力还是和平解决？一个是如何管治回归后的领土，一律治理还是区别治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政治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这一科学构想勾画出一幅国家和平统一战略和治国理政模式的新蓝图，形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一项基本国策，率先在香港、澳门实行，由此开启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实践。在即将迎来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回顾并总结“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正当其时。

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气魄宏大，世人称奇。说其伟大，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战略胸怀、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

    （一）“一国两制”构想蕴含着老一辈领导人对维护主权、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印记了近代中国苦难屈辱的一页。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谋篇布局时，把香港问题放在内外战略考虑，决定“暂不收回”，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以此保留新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通道，体现了斗争的灵活性与维护国家整体长远利益原则性的高度统一。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把收回失地、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视为神圣职责，念兹在兹，舍我其谁。在他们坚强的理念和意志中，“一国”原则、主权原则是至高无上的、无条件的，构成“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价值。邓小平在1982年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时就坚定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对此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这种令人敬仰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国家意志，成为“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动力。

    （二）“一国两制”构想基于重要的发展理念，实现了发挥港澳优势、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最大化。古往今来，领土回归、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通常都伴随兵戎相见，作为战略家的邓小平反其道而思之，着眼国家发展全局，审视世界大势，打破冷战思维，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创造性用于处理国家统一难题：同英国、葡萄牙谈判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把国家统一的成本降到最低限度。时值国家进入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解决回归的大前提下，为国家改革开放营造一个和平环境，继续利用香港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是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是成熟政治家的明智选项，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决策。用邓小平的话讲“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就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正是邓小平为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设计的出路和办法。事实证明，持续稳定发展的港澳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三）“一国两制”构想来自超凡脱俗的政治包容和制度自信。小平同志力排众议，坚持制度创新，主张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容许个别地区长期保留资本主义，把两种原本对立的制度融入一国，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而是和而不同、互济双赢，其胆识、其气度、其胸怀非常人可比。这种政治包容，从不同而和中发掘出国家利益和港澳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一国两制”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体现了对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自信，坚信社会主义能够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坚信共产党有定力、有能力驾驭“一国两制”的正确航向。

    （四）“一国两制”构想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宝库。中央正是基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对港澳历史、现实的尊重，才决意在一国之下保留港澳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一国之下、两制并存的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创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探索、善于创新的气魄，开创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国家治理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一国两制”构想一经提出，其必要性、正当性和生命力立即显现出来，犹如一座巨大灯塔，光芒四射，照耀着中国新时期国家统一和国家治理的历史进程。以香港为例，正是从这一构想出发，形成了中国对香港的十二条方针政策，奠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依据“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了中国宪法第31条；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中国政府同英国谈判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订立了《中英联合声明》，在附件一全文刊出了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方针政策；正是遵循这一方针，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了香港基本法，奠定了依法治港的宪制基础；正是遵循这一方针，中国政府有条不紊开展了香港回归的一系列重大筹备工作，直至1997年7月1日顺利收回香港，开启了香港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是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领土问题最现实、最明智的政策选择，是治理回归后港澳的最佳制度安排，是国家利益和香港、澳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老一辈领导人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中的一份瑰宝。

彪炳史册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从历史和全局的视角考察，中国在实现整体发展、取得旷世成就的同时，也保持了回归后香港澳门的繁荣稳定，开创了国家统一的和平方式与国家治理的崭新模式，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一国两制”实践取得重大成就

    从“一国两制”实践的国家层面看，首先，中央成功运用和平方式实现了港澳的顺利回归。回望历史，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脱离宗主国时难免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与此截然不同，中国实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收回香港、澳门没有动用一枪一炮，没有出现重大社会动荡，无缝交接，平稳过渡，和平实现了从英国、葡萄牙殖民管治到回归祖国怀抱的历史变革，以最小代价铸就了国家统一大业的历史丰碑，树立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典范，赢得国际社会赞誉。其次，中央保障港澳社会实现平稳的政治转型，确立起崭新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与大多数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或地区难免经历动荡混乱的制度转型期不同，“一国两制”保障了香港澳门在一夜之间回到祖国怀抱，成功确立和适应举世无双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把社会动荡减少到最低限度，树立了脱离殖民管治地区政治转型的成功范例，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最后，中央有效恢复行使主权，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篇章。中央破天荒实施“一国两制”，对实行资本主义的港澳地区恢复行使国家主权，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有效行使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从负责与港澳相关的外交、防务到决定全国性法律在港澳的适用，从任命行政长官和政府高官到解释基本法，从发布政制发展的决定到启动经贸合作的重大举措，把“一国两制”实施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倾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促进港澳社会全面发展。桩桩件件，彰显中央治国理政能力。

    20年来，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一国两制”在港澳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针对新情况新问题阐述了一系列重大指导思想，为深入实施“一国两制”指明了方向：明确将“一国两制”纳入国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香港澳门融入中华命运共同体；强调“一国两制”根本宗旨不可分离的两个基本点；提出正确处理国家和港澳关系的“三个不可偏废”；明确中央“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一国两制”的八字方针；强调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坚持中央在实施“一国两制”中的主导作用；强调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依法治理港澳，等等。这些重要论述和思想大大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宝库，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发展。

    20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牢牢把握“一国两制”主导权，稳妥处理港澳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问题。2014年，中央政府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方针取得的巨大成就，明确提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概念，起到了激浊扬清、正本清源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8·31决定”，确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制度的核心要素和程序规则，确保普选的正确方向；指导、支持香港特区依法处置非法“占中”活动，维护了香港社会的法律秩序；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104条，遏制、打击“港独”势力，维护了基本法权威和香港法制。

    从“一国两制”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层面看，回归祖国的港澳依法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依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特别行政区制度运行顺利，特区管治保持良好水准；港澳居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经济稳步增长，社会各项事业持续进步，在国际上树立了脱离殖民管治的地区持续发展的成功范例。

    以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例，自1995年至今，连续23年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从1997年至2016年，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2%，经济规模增长近一倍；财政储备增长98.5%，外汇储备增加3.16倍，失业率保持在3.3%上下，整体情况远好于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借助“一国两制”优势，香港和祖国内地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两地都从高度密切的经贸关系中获得最大收益。香港至今仍是内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和融资平台，同时也是内地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日益成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平台。香港正在依托祖国内地的坚强后盾，不断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香港在政治稳定、政府效能、规管品质、社会法治、贪腐控制、言论自由等方面的指标，都远远高于回归前，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特别是社会法治水平的全球排名，由1996年的60多位大幅跃升到2015年的第11位，彰显了香港法治的持续和提升。至于对外事务方面，回归后的香港获得基本法广泛授权，对外交往更具活力，呈现出更加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当今香港在国际社会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以及影响力，远远超出港英时期水平，成为“一国两制”一张亮丽的国际名片。

    纵观“一国两制”实施的20年，香港澳门在中央支持下成功抵御了回归后的各种挑战和冲击，整体保持繁荣稳定，充分彰显了这一方针的强大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有智慧和平收回港澳，也一定能够治理好、发展好港澳。港澳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继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试看今日之寰宇，何曾有过这种治国理政创举，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宣示“一国两制”取得的伟大成就。

    （二）正确认识“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问题与挑战

    “一国两制”是现代国家治理史上的伟大创新，必然伴随巨大挑战。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进入深入实施阶段，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显露一些深层次矛盾，当视为题中应有之义，毫不足怪。

    “一国两制”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来自多个方面：有些是历史形成、长期积累的，有些是在发展中新出现的；有些具有全球性、共同性特点，有些则是香港独有的，有些表现出结构性矛盾的特征，有些则与我们的工作思路和方法不无关系。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冷静，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应对。要充分认识港澳工作，特别是对港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保持战略定力。同时要对存在问题和矛盾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逐步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那种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回归及“一国两制”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不符合辩证法，不能成立，也会动摇我们对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要坚决反对。

    （作者：饶戈平 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