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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6日 星期一

    校勘大师刘文典

    作者:殷光熹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6日 13版)

        刘文典(原名文聪),1891年12月11日生于安徽合肥(祖籍怀宁),字叔雅,笔名天明,室名松雅斋。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卓著。

     

        刘文典先生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哲学,又师从刘师培、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得其真传,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等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在文史哲方面具有广博的知识,加之通晓英、日等多门外语,视域宽广,异国国情,了然于心,因而具有融通中西文化的能力,姑且不说学术研究方面,仅从他翻译的西学著作中就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能力。

     

        在刘文典先生的学术生涯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古籍校勘学(吴晓铃先生称他为“校勘学大师”),其中可以《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二书为代表。

     

        《淮南子》是一部以老庄道家思想和儒家仁义思想为基础,又能集思广益,融合了诸子百家学说而编成的著作,虽然有些庞杂,但其中仍以“道”的概念为主线,总理全书,并将各个子系统连贯起来,成为有一定内在逻辑次序的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既保存了许多先秦文化遗产和西汉中期以前的文明信息,又在学术研究上提出了不少创见和发人深思的问题,成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部重要著作。明代以前的学者对此书有过注疏之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功不可没,但问题也不少。至清代,较常见的是庄逵吉的校注本,其他一些学者虽然做过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但多散见于杂记之中,即便出过单行本,只是摘取书中的片言只语,虽多有匡正,但不载全文,加之检索难周,读者以难见全貌而引以为憾。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在学者研究过程中,曾出现过“穿凿形声,竞逐新异,乱真越理,以是为非”(《淮南鸿烈集解·自序》)等等乱象。鉴于上述情况,确有必要对此书进行全面系统地校勘和整理,以求更加精审和完善。

     

        他在撰写《淮南鸿烈集解》的过程中,勤搜各种版本,善于博采庄逵吉、王念孙、俞樾、孙诒让多家校注《淮南子》之长,广泛采辑《文选注》《太平御览》《群书治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资料,通过必要的梳理和过滤,准确对应,对《淮南子》进行“集解”。内证外证并重,以考诸家之异同,订其得失,疏通凝滞,得其真义。随文纠误,必有所据。又能通过多种分析比较方法来判断是非,辨别真伪,以达正理,“多所发明”“亦附其末”。此书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对《淮南子》做了精审校勘,是一部带有总结性的著作,且被学界公认为校勘学方面的“权威著作”。胡适为此书作序推荐,称此书为“总帐式之国故整理也”,“以结前哲千载之讼争,而省后人无穷之智力”,“正所以为来日之经营导其先路也”,又称此书“最精严有法”,“成就独多”。此书一出,颇受学界关注和看好。从此,刘文典声名鹊起,时年三十二,正当而立之年。

     

        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其后十年间曾三次再版。1948年春,先生又对此书重校一遍,并用朱笔将其所得手批其间。20世纪90年代,我在张文勋先生的授意和指导下,根据刘先生的手批本,参照中华书局及其他版本做了重校,并将刘先生未曾发表过的手批文字补入有关正文下的注文中,使本书成为更完善的本子。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为祖国学术争光吐气——读〈刘文典全集〉》一文中说:“在近年各种学者文集中间,(《全集》)应属于最佳之列……比如《全集》所收《淮南鸿烈集解》,系据作者手批本重校,胜过通行的标点本;《庄子补正》亦以钞本与过去的排印本合勘,纠正了不少误处。仅以这两种书来说,《全集》即足以传世。”

     

        刘文典先生完成《淮南鸿烈集解》一书后,又想仿照王念孙《读书杂志》的校勘方法,“一条条地”校正《庄子》一书。于是为撰写《庄子补正》做了各种准备,继而进行校勘。十五年间,断断续续,终于在1938年完成了《庄子补正》,但因战乱等原因,直到1947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75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了影印本,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排印本,199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重校本(收入《刘文典全集》)。

     

        道家集大成著作《庄子》,又称《南华真经》,是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汪洋恣肆,体大思精,影响深远,是研究道家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方法的必读书。

     

        《庄子补正》将《庄子》原书中的内篇、外篇和杂篇悉数收入,连同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庄子音义》收列其中,参照历代重要版本及“诸家校录,补苴正,成书十卷”(《庄子补正·自序》)。先生校书,极为谨慎,结论必求确证。张德光教授在《庄子补正·跋》中说:“勤搜前人征引,博采诸家校释,参稽互证,以为补正;其疏通疑滞,厘定底本之功盖不可磨。”值得注意的是,刘先生在自序中说明自己的“微意”时说:“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于此可知,撰写《庄子补正》的动因当中还隐含着一个正直文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庄子补正》的问世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赞誉。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经过时间的检验,此书不仅成为校勘学之精审要籍,而且成为“庄学”研究者必读之书。

     

        除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这两部代表作和翻译著作之外,他还著有《三余札记》《说苑斠补》《大唐西域记简端记》《群书斠补》《宣南杂志》《杜甫年谱》《王子安集校注》(手稿遗失)等多种著作和诗文创作。从这些已出版的著作也能看出他的深厚功力、博学多才和重要成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先生还是一位通晓多门外语(尤其精于英语和日语)的译书高手。他先后翻译过多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如(日)丘浅次郎的《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德)赫克尔的《灵异论》《生命之不可思议》,(英)赫胥黎的《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佛兰克林自传》以及其他一些外文著作,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传播,让国人知晓,从中受益。他的译文多用标准的白话文,且能将原作中一些复杂难解的思想和学理用白话文翻译出来,却没有欧化和日文化的句子,受到读者好评,连洋博士胡适都由衷佩服,赞其“译笔竟是一时没有敌手”。更为难得的是,他能从西方科学知识中借鉴、提炼或总结出一些真知灼见为我所用,互鉴互证,择其善者而用之,有的用到哲学和校勘学上,如解读《庄子·寓言》篇中“天均”的“均”字时说:“‘均’就是Natural balance嘛!”就是人们常说的“生态平衡”(吴晓铃《忆刘叔雅先生数事》)。有的用到科学技术上,如校勘《墨子》时,发现墨子在光学等方面有“先见之明”等等。

     

        刘文典先生的大半生,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锻炼成长起来的他,其一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大醇小疵。他的人格精神和遗著精华,值得后人学习和传承,并发扬光大。

     

        (作者:殷光熹 系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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