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教授和他的葱油饼

    那个如父如兄、亦师亦友的老神仙去了。

 

    他到我梦里来过。黑衣，白发，渊博，严谨，一如从前。他驾鹤西去时，身上笼罩着幽幽的光辉。

 

    遗挂在璧，流芳未歇。

 

    是十七年前，在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大学，我像只迷失的土拨鼠一样惆怅。阳光一如既往地凶猛，摄氏三十八点五度的高温，烘烤着印第安土著的黄泥砖房、硌脚的砂石路和白人同学双颊上的高原红，整个校园、整座城市都像脱尽水分的坚果，干燥而硬朗。

 

    这座在平沙茫茫的大漠里横空出现的学府，传承着广袤苍凉的西部风情，与我理想中的繁华美国梦大相径庭。

 

    有幸，与严教授和他的葱油饼在异乡不期而遇，仿佛在那段寡淡如白开水的留学时光里投进些香料，日子就可口起来，让我往后常常不经意想起，那悠长悠长的回忆，温暖，生动，有滋有味，有情有义。

 

    留学之初，学业繁重，疲于应付，选选修课时就想偷懒，挑上一门“中国文学”。窃以为中文到底是母语，虽然文学底子不够厚实，但比外国同学终究要强些，这个“A”等于弯腰拣来的。

 

    班级规模很小，十几个人，除去两三张中国面孔外，尽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金发碧眼。以后我才知道，座中大多是东亚研究和比较文学专业的在读博士，在中国文学方向有精深造诣。我之前抱着“吃现成、捡便宜”的心态，却投机不成，误入敌营。

 

    授课老师是位清癯的华人长者。流利的银灰色短发，轻松随意的穿着，琉璃般黑亮的眼睛，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和清冽馨香的书卷气。

 

    他开门见山：“我是严光裕，严律己，勤修身，光于前，裕于后，在亚大教书三十年，开设中国文学课也已经有五个年头。选我课的同学无非两种，或是有情怀的，或是有侥幸心理，幻想轻轻松松拿学分。”

 

    我和其他几张中国脸孔互换目光，心有戚戚焉：到底是老江湖，一句话就说到我心里去。

 

    “要想在这门课上拿‘A’，无他，热情而已！如果学习不自觉，我就算口吐莲花，也帮不到你。”

 

    这简单的开场白，直到今天，仍弦犹在耳。一个真诚而坦率的长者形象，活泼泼地印在心头。

 

    严教授常在课堂上突然提问，题目刁钻，比如“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何解？”被问到的同学战战兢兢地回答完毕，他又顺势抛来一题：“译成英文”，愈发生涩。所以我在他门下常如芒刺在背，认真温习功课，不敢稍有懈怠。

 

    严教授原是江南水乡诗礼传家的公子，我见过他在教会学校读书时的黑白照片，长衫芒鞋，目光清澈，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他在志学之年随家人移居台湾，在高雄度过高中和大学时代，后又远渡重洋，赴美求学，获双博士学位后深耕亚大，教书育人，著文立说，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

 

    师兄师姐们私下议论严教授，都说他有三绝：一绝，治学严谨，博闻强记，从经史子集、汉唐名家，到莎士比亚、左拉歌德，再到杂书小说、野叟村言，他都有广泛涉猎，在授课时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学生们听罢大呼过瘾；二绝，英文功力深厚，书写则用词精巧，流畅优雅，口语则流利标准，地道美音，闭上眼睛听他说英文，会误认为他是土生土长、略显话痨的美国佬；三绝，板书漂亮，字体介于正楷和行书之间，规整遒劲，堪比书本上的印刷体，几可乱真，学生们佩服之至，遂称“严体”。

 

    可是在我心目中，严教授还有第四绝——他亲手烙的葱油饼，而且位居四绝榜首。那令人一见亲切、再见倾心的葱油饼，咸香、甜香、鲜香、醇香、齿颊留香，是童年的味道、亲人的味道、故乡的味道、思念的味道、梦里的味道。平凡的葱油饼，因为严教授的妙手烹制，因为留学生活的寂寞，因为异国他乡的疏离，就有了不平凡的意思。

 

    初次去严教授家吃葱油饼，缘于一节电影课。

 

    中国文学课上照例有电影欣赏。记得那次观看的是《风柜来的人》，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早期作品，讲述几个少年离开家乡风柜，去城市游历的故事。我隐约在电影里无根少年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流离中被时代潮流裹挟着成长。

 

    “迷惘的青春无处安放，躁动的上进心不得要领，”率先被严教授问到电影观感，我这样答：“风柜还是要回去的，台北不是我的家，是古典的东方式乡愁情怀。”

 

    有感而发的回答却引来同学苏芳菲的激烈反诘。

 

    苏芳菲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女生，四十岁出头，虽然中文名字诗意而温婉，外表却有反差，是个高大健壮的白人，日耳曼后裔。她有加州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在台湾教过十年书，回美国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教职，索性进学校回炉。她的学习精神固然可嘉，讲话却一向尖酸刻薄。

 

    她咬文嚼字地辩驳：“东方式乡愁情怀的解读过于笼统。乡愁是台湾文艺作品的独特元素，台湾的外省人在历史上失去地理家园，也失去精神家园，所以才培养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而中国人，”她故意强化“台湾人”和“中国人”的字眼，发音高亢刺耳：“根植本土，对台湾人的乡愁情怀非常陌生，虽然同是东方人，情感表达却没有共鸣。”

 

    话题敏感而疼痛。美国是个巨大的熔炉，把肤色、语言、文化背景和政治立场迥异的人们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收敛锋芒，避免刺伤别人，在尖锐对抗中寻求和谐。苏芳菲的有意挑衅却咄咄逼人，狭小教室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许多双眼睛在我和严教授的脸上逡巡，是在暗暗猜测这涡流涌动的辩论将怎样收场吧？

 

    “约定俗成的称谓是台湾人、北京人、江浙人或东北人，从来没有台湾人和中国人的分别。”我反击回去。

 

    “‘台湾人‘和‘中国人’是我在台湾教书时沿用的称呼，是台湾人共有的身份认同！”苏芳菲倨傲地笑，眼睛却瞥着严教授。他漂泊于江南、台湾、美国三地的人生经历，都决定他对台湾人的怀乡情怀有更切肤的理解。

 

    十几双眼睛都注视着他。我听见自己心脏剧烈跳动的声音。

 

    严教授的表情平静如常，好像丝毫没有察觉课堂上剑拔弩张的气氛：“台湾和大陆，一种乡愁，两样表达。”

 

    他只说一句话，我的心就安定下来。

 

    “华人在美国，客居他乡，勉强分开原生地并没有意义，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乡愁是我们共有的情愫。华文文学所表达的乡愁，已经超越地域范畴，不仅是对故土的怀念，还包括身份的认同和文化的归依。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源，同一个母亲，乡愁是一湾窄窄的海峡。”

 

    “台湾和大陆，谁是你的母亲？”苏芳菲不肯善罢甘休。

 

    “大陆是我的母亲，我深深地眷恋她，”严教授毫不犹豫：“我的生母就安葬在江南故里的山坡上。”

 

    “那么台湾呢？”苏芳菲紧追不舍。

 

    “台湾是我的结发妻子，相濡以沫。”

 

    “那么美国呢？”苏芳菲再逼近一步，课堂上响起轻微的躁动声。

 

    “美国是山姆大叔家，是我栖身的地方，亚利桑那大学是我心仪的情人。”严教授对答如流。

 

    他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同学们哄堂大笑，氤氲的硝烟四散消弭。

 

    下课后，我走到严教授面前，深深鞠躬致敬。

 

    “晚上去家里吃饭吧。”他收拾起教案，悠悠地说。

 

    满桌的菜肴，盖不住葱油饼的香气。圆圆矮矮的一墩，刚好盘口大小，整齐划一，造型精致，微黄的外皮泛起油光，薄得透明，可以看见里面镶嵌的几粒老绿的葱花。

 

    “中式烹饪里，我最拿手的就是葱油饼，”严教授说：“当年一家人迁居台湾后，失了生计，我父亲就开了家葱油饼店，生意竟然出奇地好，高峰时买饼的客人从街口排到巷尾，我十来岁就在店里帮忙，是家传的手艺。”

 

    他这样说着，或许是因为记起半个世纪前那段艰难却快乐的时光，沧桑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葱油饼也是我最心爱的美食，”我深有共鸣地说：“小时候物资匮乏，油和面都限量供应，难得吃一顿母亲烙的葱油饼，嘴巴能香好几天。”

 

    严教授的葱油饼从此深深印在我的味蕾上，唇齿间，回忆里，心坎上。千丝万缕的葱油饼，每一丝每一缕，都是师生情谊和异乡的慰藉；层层叠叠的葱油饼，每一层每一叠，都是具象的乡愁，值得一品二嚼三饕餮，留待以后的如寄浮生里慢慢回味。

 

    太阳对亚利桑那格外慷慨。在酷热的沙漠里生活久了，慢慢觉得日子并不难熬，反而每一天都生出些欢喜来。亚大的中国面孔少，偶然在校园里遇见，倍感亲切，渐渐以严教授为圆心，形成一个松散却热络的华人圈子。

 

    可恨相聚的日子总是仓促。来年夏天，我接到纽约大学的入学通知，必须在九月前报到。

 

    “走得这样快？”严教授很意外。

 

    “是学生签证的问题，”我倒像是做错事一样，嗫嚅说：“不得不转学，事先没想到入学时间这么紧迫。”

 

    临行前，严教授把中国文学课的结业成绩递到我手中，一个亮丽的“A”：“你有文学天分，又刻苦，虽然不从事这行，以后别轻易放弃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人在海外，它就是你的脐带，和那块大陆声气相求、血脉相连。”他殷切地叮嘱。

 

    到纽约后，学习、毕业、找工作、女儿出生，人生大事接踵而至，力不从心时，恨不能分身有术，再凭空变出一个自己来帮忙。很长一段时间，只和严教授电邮往来，却再没见面。

 

    直到七年前，和妻子到美国西部的大峡谷旅游，我提议转道去亚利桑那大学看看严教授，妻子欣然同意。正值八月热浪袭人时节，才出机场，象一脚踏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似乎要把人烤化成浆液。妻子取下项链，说活像一块烙铁贴在脖子上，怕把皮肤烫伤。

 

    严教授乍见我们，喜悦得像个孩子似的，让师母把家里的零食都翻出来，摆满一张桌子。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如丝般光亮柔顺，脸色却仍红润，眼神澄澈，有点国画里鹤发童颜的老神仙的意思。

 

    问起他的健康状况，师母抱怨说：“两年前突然中风，全家人吓得腿软，送到医院急救，医生说他脑袋里有个血管瘤，像定时炸弹一样，务必注意休养。他不听话，坚持每天读书写作，害得我们跟他悬着一颗心。”

 

    严教授不喜欢说他自己，问过我的近况，又问孩子可好？叮嘱说华人移民二代大多不讲中文，更加不通读写，好比入宝山而空回，千万不要放松孩子的中文教育。我说女儿在家里全用中文对话，且认识一两千个汉字。他就现出很欣慰的样子。

 

    他执意留我们在家吃饭，不顾劝阻，一定要亲自下厨烙葱油饼。他兴致勃勃地和面时，妻子凑过去搭把手，虚心请教，说她尝试过许多次，烙出来的葱油饼却总是差了一层意思，不知其中诀窍何在？

 

    他颇自得地笑起来，又絮叨一回往事，说当年他父亲为生计发愁，后来全靠一间不起眼的葱油饼铺子，养活三代七口，家境渐有起色。他说美国没有猪油，所以烙出来的葱油饼不起酥，而他多次尝试后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是连他父亲都不曾掌握的“独门秘籍”。

 

    他耐心地向妻子传授烙葱油饼的窍门，怎样制作油面，怎样三翻六转，指画口授，不厌其详。眼前场景，让我恍惚又回到中国文学课堂上，那个清癯而渊博的长者，对他的学生真诚地说：“无他，热情而已！”

 

    真佛只话家常。年纪越长，经历越多，越琢磨出这句平平无奇的话语里，竟包含着无上真义，无穷思辨。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对葱油饼如是，对学问如是，对门人弟子如是，对念兹在兹的江南故里亦如是。无论垂髫皓首，无论筚路蓝缕，无论在台湾开店卖饼，或在美国传授经典，赤子之心不改，对生命的热情不会成灰。念及此，我的眼睛就有些潮湿。

 

    回程路上，妻子忽然说：“严教授是个可爱的老头。”又说：“葱油饼真好吃，我想家了。”

 

    2013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个富有诗意和人文关怀的理念：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翌日，它变成严教授的电邮签名档。他当时已近耄耋之年，沧桑阅尽，却对这句话情有独钟，其中一定有些什么，深深触动他的灵魂。

 

    来年春天，某个周日上午，乌云压城，狂风裹挟着冷冷的雨珠子，劈劈啪啪地敲打窗棂，嘈杂声乱人心魄。忽然接到师母来电，说严教授于七天前仙逝，现已料理过后事，遵奉遗嘱，未举行葬礼，未惊动亲友，骨灰撒入太平洋，一切妥帖，不必挂念。

 

    放下电话，呆坐半晌，悲从中来，泪湿衣襟。

 

    往事如侯孝贤的电影镜头般，舒缓而沉重地从心底摇上来。那个翩翩少年，从唐诗里的江南走来，走进锦瑟青春，走进爱河畔的高雄，走进黄金时代的美国，走进亚利桑那大学的仙人掌丛林，走进经史子集，走进莎翁的宇宙，走进白发如雪，走进深不可测的太平洋。竹杖芒鞋的一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前尘种种，清晰如昨，好像从未离开过。

 

    我如此想他。

 

    （作者：刘真 原籍辽宁沈阳，现定居美国，就职于纽约某医疗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