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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6日 星期五

    画布上的内心独白

    ——关于自画像

    作者:董维东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16日 13版)
    马萨乔油画《献金》
    伦勃朗油画《自画像》
    丢勒油画《自画像》
    弗兰西斯·培根油画《自画像》

        所有的艺术作品的呈现都与自身显现相关,作家以文字、歌者以旋律、画家以笔触直抵真实的自我。自画像,在此意义上,等同于一段最旁若无人的内心独白,抑或是,在画布上建起一座缄默的告解室。触碰真实往往伴随着痛楚,然而有能力揭示真实的艺术家不会孤独,因为他以一己的形象拓展了“人的形象”。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的石碑上就刻着这样的箴言:“人啊,认识你自己。”其实,人类从来就有自我认知的旨趣,它甚至会贯穿一生:当还是蒙昧孩童时,我们就已学会透过镜子,慢慢把自己与世界分开,去确立自身的存在。接着,是咿咿呀呀学语,学着讲出你、我、他;青春期的少年总会被著名的“人生三问”困扰——我是谁,我从何处来,将去向何处?他们常把幼嫩的、尚在成形中的自我封印在一把带锁的日记本里,等待自己破茧而出的一刻;中年人呢,就算终日沉浮于扑面而来的生活,也仍不忘在夜深沉处搅动内心往事,颓然叹上一句“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待到耄耋之年,回首往日之我更会成了日日功课,“敛衽独闲谣,缅焉起深情”。粗粗想过,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人的心灵史梗概,人的日子、人的牵念都在这里,人对自己的好奇、探求也在这里。生而为人,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是真的,年年月月需要处理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也是真的。

     

        “认识你自己”,这绝不仅仅出自上古神谕的要求,它更像是人的本能。艺术家也不例外。甚至,正是这群敏感而多思的人,像是掌握了更多“魔法”,更有可能绕过陈旧概念的防卫,直抵真实的自我——作家以文字,歌者以旋律,画家以笔触。最终,所有的作品的呈现都与自身显现相关,就如日本艺术家井上有一那句听来颇为惊悚的名言:“作品,就像跳崖被摔成肉泥般的自我。”尽管每一件好作品中都弥散着作者的灵魂,但我们今日要谈的画家的自画像,恐怕仍可算是作品与作者相关性最极致的表达。

     

        我们并不确知,自画像的历史起于何时。最早,人类的目光是向外求索的,加之先民们普遍相信,绘画含有巫术的力量,不可轻易施于人身。因而,自画像的历史,不会开始得太早。就算时至今日,排斥肖像画的观念也尚未完全消失。比如,人类学家进入某个村落做田野调查,想给村民拍照时,村民仍会四散而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自己的影像被摄录下来,那么魂魄也将离开身体,被拘禁在相机里。再比如,鼎鼎大名的法国戴高乐总统,一辈子也不允许别人为他绘制肖像。在很多地区,绘制肖像仍是禁忌,而自画像,更被视为不吉。

     

        自画像大规模的出现,在西方大约可以追溯到15、16世纪,与人物肖像画的兴起有关。文艺复兴松动了神权,人的高贵与人的价值被史无前例地予以肯定。这时,图画里的人物,不再仅仅作为神职演员或供养人的形象出现了,他们开始要求拥有自己的面相、自己的身份,于是,肖像画逐渐风靡起来。在这种氛围下,画家为自己绘制肖像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有趣的是,早期的画家自画像仍有隐匿自身的倾向,他们常常把自己“混入”历史或神话题材里,比如文艺复兴鼻祖马萨乔在《献金》中,会把自己绘制成一位在角落里虔诚的教徒;比如《雅典学院》里,拉斐尔也把头戴深色软帽的自己藏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上;就算是自我大到爆棚的卡拉瓦乔,在那幅感人的名作《大卫手提歌利亚的头》中,也只是把自己的脸安置在罪人被割下的头颅上。一颗鲜活的野兽般的头颅——暴虐者的骨骼,灰黄的皮肤,深锁的眉,低垂暗淡的眼,微张的、仿佛仍在低吼的嘴。在画面中,卡拉瓦乔“割下了”自己的头颅,似乎在祈求用鲜血铺就灵魂的救赎之路。

     

        自画像的历史上,除了少数画家倾向于委婉地隐匿在戏剧化冲突下显现自我,更多的画家则选择对自己长驱直入进行描摹。拉斐尔、丢勒、伦勃朗、毕加索、梵高,都是个中高手。画家们逐渐建立起了独立型的自画像模式。这时候,他们不再依托于戏剧化场景与情节、也不再依托于他人的外衣,只用精微的表情以及状态来镌刻自身,所有的完整性也都来源于自身,我即我,独自成立。当然,这得益于艺术地位的提升。特别是17世纪以来,艺术家摆脱了长久以来的工匠身份,他们逐渐被目为天才,可为世界立法。于是,现实世界的法度之外,他们是精神世界里的王,他们理应被记录、被理解、被膜拜。

     

        尽管我们坚持,画家的自画像会比其他画作更显动人,但若大而化之梳理自画像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其与绘画史并无致。就整体面貌而言,肖像画逃不出艺术史的路数:从最开始的镜子般再现物象的模仿论,转而到由内心出发,如灯光般照亮世界的表现论。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跌宕起伏的美学潮流更是一个不落,在自画像中均有体现。

     

        抛开宣言式的艺术理念,在自画像中,在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和陌生的面孔间,我们最容易领受到的,其实是不同时代里对于“人性的整体看法”的变迁:古典时期画家的自画像更趋近于精纯圆熟的造像,有堂堂正正的静定与威仪。与他们对视,就好像所有自然的基本正义都在场,所有罪恶都能被原谅,人像身上尚分有神性的光芒。而在晚近的自画像中,我们更容易看到真实的人类处境:人们好似被带入了炼狱场景:每个人都在孤立无援地负担自己的属性,并承担自己的痛苦。不再有任何超越性的总体,不再有敬畏与神恩。每个人只是脆弱、易变、扭曲、充满自相矛盾,受制于命运和偶然性摆布的个体。卓越的艺术家也许仍会讨好人类,但他们不再粉饰自己。

     

        似乎在自画像中,艺术家会获得更多的底气,来回答这个重要的问题:“人是什么样的?”现代以降的艺术家们,毫不犹豫地奉献自我实验,以一己肉身来修改“人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恳切的呈现他们所感知到的世界历史命运。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画像的基础,其实并不是孤独的艺术家选择与世界割袍断义,而恰恰相反,通过对自我的探究,他们一次次澄清并去创造“人”与“世界”更为结实、更为真实的关联。

     

     

        谈起自画像,很容易想起它在神话学上的原型,美少年纳克索斯。希腊神话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河神的儿子纳克索斯俊朗无双,森林女神回声(Echo)爱上了他,回声美丽善良,且拥有一副动人的歌喉。但不幸的是,由于得罪了天后赫拉,回声不能说话,她只能如她的名字“回声”一样,重复人们话语的最后几个字。她爱上了纳克索斯,但也只能默默地跟在他的身旁,希望他能看到自己,接受自己日渐沉迷又毫无指望的真心。然而,纳克索斯却对她不屑一顾,让她快些走开。是的,纳克索斯对所有的女神都不屑一顾,这激怒了复仇女神。她诅咒纳克索斯在打猎时经过一片清澈见底的深潭,而纳克索斯将在水边照见自己的容颜。复仇女神的诅咒成功了,纳克索斯在见到自己面容的那一刻起,就再也不能离开这片湖水。他如此迷恋对自己的观看,日日流连,渐渐憔悴,最后竟委顿成一株潭边的水仙。

     

        心理学上把这个故事作为“自恋”加以解读,甚而用“纳克索斯情结”来命名自恋症候。我们不妨先绕过这种功能化标签,回到故事本身,看看它还可以表达些什么:其一,回声和湖水的倒影同样是在“确认”纳克索斯,它们都可以满足自恋的基础条件。只不过回声以声音、倒影以图像来完成这个确认。那么,至少在这个故事里,相比于美好的声音,人似乎更容易被图像所击中。其二,面向自我,凝视自我,是让人迷醉的深渊,固然刺激,却也充满危险。神话里,纳克索斯为自己的美所折服只是隐喻。如果我们放之于常识,它实际上是在说,观看自己、理解自我真实及完整性的企图足以使人迷醉。而一旦开启了这种机制,则等同于放归自己去打捞个人历史中的一切钩沉,去面见时光中斩落掉的所有自我的尸身。当一个人真的决定走向认识自我之路,便没有人知道你是否可以顺利地回来,更没有人担保,回来的你是否还是此刻的你。

     

        这大概也就道出了自画像的困境。自画像是这样一种东西,它逼迫你遭遇自己,盯住自己,瞬息都不能放过。而当画家在画布上和自己打完了这场遭遇战之时,他已然不再是他。就如同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引述的,阿蒙神关于写作与自我遗忘的警示:不能记录下来的东西就不能成形,而记录下来的东西则一定会破坏自我认知。

     

        如果说,肖像画(描画他者)中更多体现着爱、慈悲与审视的原则,那么自画像则在这之外注入了撕裂与攻击的特质。这种攻击可能会危及心灵,当然,也就正是在这一刻,人才能与自己最深刻的本性直接遭遇,与自己最隐秘的个人历史直接遭遇。以什么样的形象把自我固定在画布上?如何绕过坚硬的自我防卫,直抵事实深处?如何接受真实的自己并与之和解?自画像,在此意义上,等同于一段最旁若无人的内心独白,抑或是,在画布上建起一座缄默的告解室。而我们必须知道,真正的魔鬼和真正的天使,都会在告解室里现身。敢于触碰真实的人危险、痛楚,但他也将以真实之高贵豁免于活死人的命运。有能力揭示真实的艺术家不会孤独,因他以一己的形象拓展了“人的形象”——人性的基础该设在哪里?人可能以怎样的尺度,怎样的样式生存?他们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推进了对这些古老问题的解答。而在他们的背后,将站着他的时代,所有的人群,以及之后无数因他的真实而获救的人们。

     

        (作者:董维东 系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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