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本纪》的文化功能

    《五帝本纪》是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年—约前86年）撰写的《史记》的第一篇（卷），在我国政治史、民族史与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司马迁面对当时百家称“黄帝”而文辞不雅驯，通过实地考察，对传闻“五帝”现象进行重新思考和研究，反映了卓著的史学眼光与时代意识。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分别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黄帝”是始祖，“颛顼”是“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帝喾”是黄帝之曾孙、玄嚣之孙、蟜极之子，“尧”是帝喾之子（名放勋），“舜”是昌意的七世孙（即黄帝的八世孙）。当然，《夏本纪》记载继承“舜”大位的“禹”是昌意的三世孙（即黄帝的四世孙），其间显有错讹与矛盾，则是另一问题，也愈益凸显了这个世系与谱系的重构本质。

    “五帝”并不是中国古代原本就有的概念或提法，而是在战国时期逐渐形成和发展完善的。但是，据龙山文化遗址等考古发现，相当于“五帝”时期的历史时代是客观存在的。在客观与逻辑意义上，《五帝本纪》反映并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多重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历史认同。历史认同是历史建构与历史重构的基础和前提。炎帝、黄帝等上古帝王，不见于《诗经》《尚书》的记载。炎帝、黄帝的记载，在流传文献中最早见于《国语·周语》。司马迁重新梳理勾勒历史，以黄帝为首重建上古史的谱系，既是对五方上帝神观念的扬弃，也是对人文历史认识的自觉化与理性化，具有深刻的思想启迪意义。

    关于这种历史重构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例如如何处理神话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司马迁尝试“神话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神话化”，恰恰反映了对神话传说历史价值的尊重和赋予现实历史价值的双重努力，体现了历史重构在面对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社会需要时的多重考量和曲折历程。

    其次，民族认同。“五帝”时代是氏族部落不断发展和融合的时代。古老部落与新兴部落的结盟、分化与融合，在神话历史传说中表现为世系相传与更迭，反映了氏族部落的延续和变化。部落的首领或盟主带有“共主”的特点，世代相沿不替，所以流传的英雄首领名称便是“共名”，如炎帝和黄帝等，这有助于理解上古传说帝王长寿的故事，蕴藏着对历史的追溯与体认，凝聚着氏族部落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也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五帝本纪》以人文化的视野重新审视传说历史，将“五帝”构筑为一个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历史，也是民族形成建立的历史。其中的民族认同，为后世历史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五帝”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体现了对历史的选择和重构，确认和凸显黄帝的历史地位，是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反映。《五帝本纪》以家谱的形式重新梳理历史，既反映了民族认同的加深加剧，也体现了家国观念的发展以及家国一体格局进一步完善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

    再次，文化认同。《五帝本纪》具有浓郁的人文色彩，标志是崇尚德行，推尊功业，重视教化。《五帝本纪》记载五帝的功业，都有教化的写照。黄帝“淳化鸟兽虫蛾”，颛顼“治气以教化”，帝喾“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尧“能明驯德”，舜“使布五教于四方”。“五帝”均能够德化四方，教化万民。这些奠定了内外兼修、本末赅备、体用不二、道器合一的重要文化观念基础。这并非简单意味着历史上的氏族首领——五帝客观具有的思想特征，而是受秦汉思想哺育的史学工作者进行的自觉的理论审视与历史重构的结果。当然，这种文化认同在古史体系上打上了深刻的儒家思想烙印。

    《史记》在《三代世表》中明确强调，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与“三代”天子均是秉承修养德行而代代相传，即使有的时候需要假托“天命”的观念，“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也反复申述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子孙能够“皆复立为天子”，关键是“天之报有德也”（《史记·三代世表》）。重德是司马迁自觉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对“五帝”德行的建构和叙述，形象化地表达了理想的道德人格和价值理念，其中呈现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亘古不衰的主体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哲学史与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特征。

    最后，心理认同。《五帝本纪》与《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是一个有机的系统，虽然其中还有不少龃龉之处。

    《夏本纪》将“禹”作为昌意的三世孙（黄帝→昌意→颛顼→鲧→禹），是直接继承黄帝而来。《殷本纪》与《周本纪》中记载的殷始祖契、周始祖弃（后稷）分别是帝喾的次妃简狄吞燕卵与元妃姜嫄（原）履迹所生，事迹分别见于《诗经·玄鸟》《楚辞·天问》与《诗经·生民》，带有图腾崇拜的深刻烙印，当然也交织和混合着上帝崇拜与祖先崇拜的思想信仰。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这样，将历史上夏商周的三代，通过心理认同系结在“黄帝”的主干上，“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史记·三代世表》），从而使三代因革在血缘与文化上具有连续性，促使人们在心理上对国家统一性的认识不断加强。

    《秦本纪》追溯的秦的始祖大业也直接肇源于颛顼的苗裔，《高祖本纪》将汉高祖的降生与神奇的“大泽之陂”的“蛟龙”联系在一起，形成与黑帝似有似无的联系。

    这些都是在有意识地论述“五帝”“三代”“秦汉”一脉相承，都是黄帝的子孙与苗裔。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是，朝代可以更替，而国家不会灭亡，民族不会灭亡。后来明清时期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概括的“亡国”与“亡天下”实际恰恰是朝代更迭与亡国、理想政治是否达成的区别。这种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也保证了中国历经战乱兵燹而绵延不绝的存在状态。

    总之，司马迁关于“五帝”历史建构和历史叙述的方式，是对汉代国家“大一统”观念的表征，这种“大一统”，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家民族形成的基本规律，也是历史、民族、文化、心理等认同的结晶和影像。“大一统”的形成具有时空性，但也是物质和精神、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在这种意义上，“五帝”谱系所昭示的历史与文化的大一统观念，是与秦汉社会历史与思想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五帝本纪》反映了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历代官修史书与民间史书在反映这个历史时段时，大多保留或沿袭了《五帝本纪》的基本脉络和谱系框架，保持和巩固了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为奠定历史上绵延不断、源远流长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重要历史依据和经验智慧，影响深远，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作者：陈战峰，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