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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9日 星期一

    文学与图画

    作者:伏奕冰 《光明日报》( 2017年05月29日 07版)

        世界上很多民族的早期文字,往往带有图画的性质。在我国,最典型的当为纳西族的东巴文,当东巴(智者,相当于巫师)在庄严肃穆的祭祀仪式上诵读讲解这些图画象形文字时,是人和神灵在沟通,而对于参加祭礼的普通人来说,无异于是看着图画(其实只有东巴才能看到)听讲义理和故事。最初的汉字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得而知,因为我们看到的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了。古文字学家通过对安徽蚌埠双墩,河南舞阳贾湖,西安半坡、姜寨,甘肃大地湾,青海乐都等古老的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各种刻画符号的研究,认为它们就是早期的文字。这些古老的文字符号是如何使用的呢?东巴文的使用也给我们一些提示。东巴文其实是一种提示性的文字,一个句子只标出几个核心词。东巴可以根据这些关键词任意发挥,特别是法力高强的大东巴更不拘泥于文字。早期的汉字使用的情形与此相似。《淮南子》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历代名画记》解释说:“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为什么“造化不能藏其密,灵怪不能遁其形”?因为最初的文字是巫师专用的,是作为沟通人和神的工具。巫师在祭祀仪式上宣讲这些文字,借此呵责鬼怪,驱遣灵巫,百神备降,剡剡扬灵,雨粟鬼哭,斑陆上下。所以,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和图画结下难解之缘。

     

        《左传》宣公三年记载,大禹时“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云:“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秦时人尤能说其图以著于册。”而洪亮吉《山海经诂》亦云:“今《山海经·海内》、《大荒》等篇,即后人录夏鼎之文也。”都认为《山海经》中有禹鼎图像的说明文字。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商朝时把先王先公庙叫“图室”,就是指有图画的宫室。这些图室中的图画,内容很丰富,据《淮南子·主术训》记载,既有尧舜这样使国家昌盛的英明君主,也有桀纣这样荒淫奢侈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昏庸之君。这种在先王先公庙里画图像的传统,到春秋时还是一样。《论语·八佾》说:“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年轻求学期间,一到周公庙,就不厌其烦地每事发问,包括对庙里壁画的发问。他成年后到周天子太庙,看到“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家语》卷三),就情不自禁地对他的从行者讲了起来。

     

        战国时期,这种情形更加盛行。楚国的先王庙及公卿祠堂里,“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非常壮丽。失意中的屈原面对这些壁画,一一探其究竟,于是就有了体制奇特的《天问》。孙作云《从〈天问〉中所见的春秋末年楚宗庙壁画》一文写道:“我们根据《天问》文本,可以确信《天问》是根据壁画而作的。”孙先生还对《天问》中的图画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屈原既然对着壁画的内容一一发问,说明当时就有一种“看图讲诵”的艺术形式可供借鉴。台静农《屈原〈天问〉篇体制别解》一文把《天问》同流传在苗族中的开天辟地诗进行比较,认为“远古人历史的教本”中就有这种开天辟地歌,因而《天问》是“采自当时民间的歌诗体”。原始先民祭祀祖先,面对先王庙的图画进行唱诵,既是文学的生产过程,也是文学的生存状态。而《九歌》中的诸多歌辞,只有面对图画的唱诵才感觉是有的放矢。饶宗颐《楚辞与古西南夷之故事画》曾说:“古代巫术必须借重于图画,《九歌》里的太一及鬼神,西汉时即被作为绘画的题材,用来致祭。”“‘太一’是有图的,在祭祀时悬挂出来。”“我怀疑《远游》和《九歌》之类都是因图而制文。”因图制文,正是按图讲故事技艺的书面化。

     

        西汉后期,社会风气日益衰败,外戚势力强大,宫中贵妇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作风愈演愈烈,刘向作为皇族一员,一种历史责任感促使他要做一些矫正风气的工作。于是他编辑历史上的妇女楷模,以及参政乱国以至败坏社会风气的女性,分类并“画之于屏风四堵”,“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别录》)。刘向还给每一位入画者写了赞辞。这种图与诗的配合,正是借用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按图讲唱的艺术形式。

     

        东汉以后,绘画技艺进一步提高,文本配图更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如汉明帝就“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历代名画记》)。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文学和图画的配合更为紧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民俗仪式引发的通俗文学得到较快发展,民俗仪式(像节日礼俗、祭神仪式、丧葬礼俗等)的讲唱往往要配以图像,影响到通俗文学也配以图画以吸引更多听众。如六朝志怪与大量精怪图,佛教经变画与唱导、讲经,以及唐代以后的“转变”(变文为其底本)、“俗讲”(讲经文为其底本),宋元以来的插图话本、传奇等。

     

        二是文人总是以图画的形式表达对已有文学作品意境或情境的理解。东汉桓帝时的画师刘褒,曾据《诗经·云汉》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据《诗经·北风》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历代名画记》)。而东晋顾恺之根据曹植《洛神赋》创作的《洛神赋图卷》,是留存至今的最早从文学作品改编的图画(现存四种皆宋以后画家临摹)。《洛神赋》中丰富的人和自然界以及神仙世界的描写、曹植和洛神之间的感情交流,在《图卷》中都通过大量的自然景物、密集的形象、颜色技法和空间转换表现出来,赋中虚幻的想象在画中落实为真实的景物。这样一来,《洛神赋图卷》在展现自然山水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此以后,根据文学作品描绘图画,一直是艺术家诠释文学的方法之一。

     

        (作者:伏奕冰 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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